《史记》“序事”还表现为线索清晰。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二云：“《史记》长篇之妙，千百言如一句，由其线索在手，举重若轻也。识得此法，便目无全牛。”[8](P177)《史记》中有以大事为线索的，如《大宛列传》。该传以大宛的发现为线索，把西北诸国的种种情况，都从通西域的主角张骞口中说出，全传劈头一句用“大宛之迹见自张骞”总领起，全文序事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叙张骞通西域，以张骞发现和沟通西北诸国的先后始末为序；后一部分叙汉武帝为得大宛马而伐大宛事，以武帝的侈欲和贰师将军李广利进军贰师城始末为中心来记述，线索清晰。《史记》也有以梦为贯穿线索者，如《赵世家》就是以梦为线索。李景星《史记评议》卷二《赵世家》云：“《赵世家》是一篇极奇肆文字，在诸世家中，特为出色。通篇如长江大河，一波未平，一波复起。令览之者应接不暇，故不觉其长，用笔节节变化，有移步换形之妙。如叙程婴公孙杵臼存赵孤事，以淋漓激昂胜；叙武灵王议胡服事，以历落缠绵胜。尤其妙者，在以四梦为点缀。使前后骨节通灵。赵盾之梦，为赵氏中衰赵武复兴伏案也；赵简之梦，为灭中行氏灭智伯等事伏案也；赵武灵王之梦，为废嫡主幼以致祸乱伏案也；赵孝成王之梦，为贪城受降丧卒长平伏案也。以天造地设之事，为埋针伏线之笔，而演成神出没之文，那不令人拍案叫绝。”[8](P405)而这些线索的设计，则能更好地表达对历史的评判。
    然而，司马迁作《史记》，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传中必然有自己的“理”。这种“理”，或者称为“识”，或者称为“论断”，或者称为“主宰”，都指的是司马迁在历史记述当中深含着自己的思想。正如白寿彝所说，司马迁要“继承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传统，又要在史学领域中有所创造，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11]司马迁在《史记》序事中常常以传主或传中人物的言语作为对历史的论断。《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为民请命，欲将上林苑改为农田，而“高帝不怿”，“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10](P2018)对此，王卫尉谏言为相国免罪，而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10](P2019)传中通过人物的语言，寓含对萧何为民请苑行为的肯定和对刘邦为人忌刻心态的批评。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所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12]司马迁还通过记叙传中人物所作所为，暗含对人物的评价。刘邦在彭城被项羽打败，为了逃命，竟弃自己的亲生骨肉于不顾，夏侯婴不忍，多次下车收之。司马迁对刘邦残忍本性的暴露是通过叙事实现的。再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10](P3140-3141)在这里，有对天子滥用酷吏的批评，司马迁只摆出事实，就有了明确的论断。这就是司马迁寓“论断”于《史记》“序事”之中。白寿彝在《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中认为，“寓论断于序事”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在史实的叙述中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他还指出，司马迁结合具体的史事，吸收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不用作者出头露面，就给一个历史人物作了论断。他吸收这些评论和反映都是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本身也反映了历史事实。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最基本的形式终究还是历史叙述的形式。[13]也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历史记述的“序事”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论断”，即“理”，也就是“凑理”。
    这种“序事”与“凑理”的结合，就使得“《史记》的每篇文章除了反映它既定的历史事实以外，还大都有一个作者要借以表达的中心思想。这种思想有的是在客观地讲述历史事实的过程中自然流露的，有的显然是额外加进去的，有的甚至是作者在按照他自己的某种理想、某种观点、信念来选择组织，来加工改造历史材料。”[14]
    总之，《史记》“序事”与“凑理”的张力，让具体的史事、当时人的评论或反映成为记述历史事实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并给历史人物以论断。这样一来，历史记述落墨不多而生动深刻，在不勉强读者接受作者观点的情况下，却给人以有力的审美感染。因为，在史传作品中，求真与审美表现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对立统一，司马迁首先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家，求真与考信是其撰史的首要原则，但他并没有将史学目的仅仅停留在实录的“序事”之上，而是通过历史典型环境氛围中的传神描述，在再现历史场景、复活一大批各具风采神韵、有血有肉历史人物的同时，表达自己的史学观点和对于历史的认识，在求真的基础上将史学上升到求美的境界。
    叙事结构对于叙事作品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托多罗夫说，叙事学就是“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15]杨义先生曾说：“中国的‘结构’两个字，‘结’就是绳子打结，‘构’就是盖房子，‘结构’是个动词。到了六朝的《抱朴子》，‘结构’还是一个动词。直到明清之际，李笠翁写《闲情偶记》评戏剧的时候，他还说‘结构’第一，还用盖房子来比喻，不能盖一间再想怎么盖第二间，要先有整体的布局，每一间房子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国人对‘结构’的认识。后来，‘结构’变成名词了，但它还带有动词性。所谓动词性就是说‘结构’是个过程，就是你写文章第一笔写下去就是‘结构’的开端，当你收笔的时候，这个‘结构’才能完成。动词性的另外一个意思是：‘结构’是人和天地之道的一种契约，你通过自己的生命投入，按照天地之道的运行来安排结构文章，因此作者是不能排除在结构之外的，作者以他的心神元气来运笔，与天地之道订个契约，通过结构来表现。中国结构分成两个层面来看：一是结构之道，一是结构之技。”[3]杨义先生运用“道”与“技”的命题，来概括中国叙事文体的结构的双构性：结构之道用以笼盖全文，结构之技用以疏通文理，二者的功能分别是统摄和具现。
    《史记》一书，在结构上有司马迁的匠心独运，也毫不例外地有“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史记》一部书，就整个看，有它整个结构；就每一篇看，有它每一篇结构。”[16]我认为，《史记》的结构之道，其实就是司马迁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对宇宙进行思考时由巨而微的思维方式的显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一历史人生哲学和著史目的体现；同时也是其对政治序列和等级序列的显现。这主要表现在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的《史记》的框架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0](P3319)这已经表明了作史的目的，即把握历史发展变化，探究自然人事的变化。
    关于“本纪”，张守节解释说：“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17]刘知几也说：“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论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盖纪之为体者，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6](P28)“表”主要罗列“事微而不著”。“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的人物和事件，使千头万绪，纷纭复杂的历史进程一目了然。“书”乃“记国家大体”(司马贞《史记索隐》)，“八书”“以记朝章国典。”(赵翼《廿二史札记》)，司马迁从具体的国家制度去探讨社会的发展变化。“世家”指有爵位俸禄、世代相传的家族。“司马迁写世家，着重体现的是家族的兴亡，强调了他们‘拱辰共毂’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地位。”[18]“列传”是《史记》中篇幅最多的部分，载录公卿大夫以至庶民百姓，“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人物。”[19]这些人物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列传”通过对他们所做作为的记述，表现了个体生命的能动性，也体现了司马迁对人生命运的哲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