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书，也是一部对中国传统文化诸多层次产生影响的“原典”。其影响除了突出表现在政治领域外（如“大一统”理念，改制更化说，华夷之辨，等等），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也留下了斑驳的印迹。可以这样讲，中国传统史学在历史观、编纂体例、记述方法等方面所呈现出的若干特征无不与《春秋》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春秋》“大一统”理念与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观
    《春秋》公羊学的核心政治理念是“大一统”，“大一统”由“元年春王正月”一语所引发。（注：何休《公羊解诂》。）公羊家以“立元正始”、“以元统天”、“尊王攘夷”三项旨义来诠释它。按现今学者的研究，《春秋》“大一统”理念强调王朝统治开端的纯正，强调王朝统治应具有足够的道德合法性，鼓吹建立齐一的政治制度、统一的社会礼俗。其中尤以王朝统治端绪的纯正、统治权威的合法性最为重要。（注：蒋庆《公羊学引论》第82页，第352 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一观念发展到后来，便演化成“正统”观念， 正如欧阳修所说，“正统之论，始于《春秋》之作”。（注：欧阳修“原正统论”载于《欧阳修文集》中国书店，1995年版。）“正观”由“大一统”演化而来，“大一统”强调“立元正始”，“正统”也以开端之纯正为旨要；“大一统”强调“尊王攘夷”，“正统”则把王朝的前后授受有据视为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根由。《春秋》以后，中国古代史家都极其重视这一点，王朝建立正与不正、合法与不合法成为史家判别一朝一代历史地位的主要标尺。在评价一个王朝的成败得失、描述一个王朝的运行状况、衡量一个政治权威人物的功过是非时，“正统”与“非正统”、“正”与“闰”、“正”与“伪”往往成为最常用的价值判断辞语。
    “正统”观是中国古代史家评判王朝政治的主要价值尺度，因而史家所持的“正统”观就会对其整个创作活动产生全面的影响。从叙述对象的遴选、载录主体的次序排列、叙述内容的详略安排、编纂体例的选择、褒贬笔法的使用，等等，无不与此相关。
    然而，究竟怎样界定“正统”？划分“正闰”、正统与僭伪的标准是什么？史家们向来其说不一。汉魏六朝时期，史家即频频运用“正统”观念编纂史书，裁量人物，并进行史学批评。典型的例子是东晋史家习凿齿。他不满陈寿的《三国志》，根据正统观念撰写《汉晋春秋》，认为晋应承汉统，曹魏非正统所在。然习氏对于“正统”一词的意旨也殊少说明。大体说来，宋以前，中国古代的史家们对“正统”的界说并未深究，只是在史学实践中频繁使用而已。宋以后则对此观念逐渐加以界定，并由此形成泾渭分明的两种趋向。
    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欧阳修。他为编撰《新五代史》，发凡起例，提出了“正统”的定义问题。欧阳修认为，“正统”应以《春秋》公羊学为依据，即：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注：欧阳修“原正统论”载于《欧阳修文集》中国书店，1995年版。）
    欧阳修试图抛弃“正统”观念中过多的道德评价，主张以每一王朝的历史实迹为史家评判的主要依据。在这一定义中，欧阳修所阐述的与其说是《春秋公羊传》的大义，不如说是《春秋左氏传》所开创的秉笔直书、据实实录的精神。本着这一旨意，欧阳修强调尊重历史事实为史学的根本特质，不能因所谓“正统”观念而扭曲史实本身。欧阳修的这一诠释为许多真正具有“史识”的史家所接受。北宋中叶著名史家司马光即是其中一员，他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精神，对“正统”的看法较欧阳修更客观更实际。他说：
    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符、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陈而隋取之，唐传梁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在这一篇精采的文字中，司马光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点，一是“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也”。例如刘备的蜀汉，后世史家目为汉之余绪，为三国正统所在，而司马光不以为然，在《资治通鉴》的体例安排中，以曹魏为主，即所谓“帝魏而黜蜀汉”。蜀汉不能合九州为一，曹魏则庶几近之。这是温公所以“帝魏而黜蜀汉”的理由。二是“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这是史家据实载录的客观精神，既然三国中曹魏功业最著，领土最广，影响最大，就应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而不能脱离历史事实刻意追求蜀汉所谓的“正统”。
    欧阳修、司马光所持的正统论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家尊重历史、据实实录的优良传统，它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抵制政治干扰、坚持史家立场的实证主义取向，这一取向的极端就是直接否定“正统”之论，正如王船山所言，“正与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注：王船山《读通鉴论·叙论》中华书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