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观的另一种阐释则正好与此相反，它强调道德评价，在衡量一个王朝是否为正统时，不以其“功业”为主，即不论其是否“合九州为一统”，但以其开端建立授受之正与不正、行政施治仁与不仁为主要依据。按此观念，合天下为一者未必就是正统，偏据一隅者未必就无足轻重。南宋理家学朱熹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
    朱熹不满于欧阳修对正统的界说，更不满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主的叙述方式。他另撰《资治通鉴纲目》，改以蜀汉为正统。朱熹申言，“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注：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自序》。）他继承《春秋公羊传》的衣钵， 把史学政治化，为了现实政治目的而不惜曲解史实。朱熹的这一做法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鉴纲目》问世以后，一批仿效《纲目》、改撰历史的史书接踵而兴。如南宋时尹起莘撰《纲目发明》，胡一桂撰《十七史纂古今通要》，陈均撰《宋朝长编备要》等，都以《纲目》为模范，按“正统”观念改撰历史，尤以改撰三国史事蔚为一时之风尚。此风波及元明之际，那时改撰《三国志》为《续后汉书》者有多家。如萧常《续后汉书》，以蜀汉为帝纪，吴魏为载记。郑雄飞《续后汉书》、翁再《蜀汉书》、郝经《续后汉书》、赵居信《蜀汉本末》、胡氏《季汉正义》、张枢《刊定三国志》、《续后汉书》等等，均以蜀汉为正统，而视魏吴为僭伪。又有以正统观念改撰宋史的，如明代王洙《史质考》、柯维骐《宋史新编》、王惟俭《宋史记》都是依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正统观念，即以华夏为正统，夷狄为僭伪的原则重新撰写宋代历史，抬升两宋汉族政权的正统地位，贬黜辽、金、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地位。这种对正统观念的刻意渲染使中国传统史学的相当一部分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庸俗化倾向。
    要之，在《春秋》“大一统”及“正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史学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虽也强调正统观念，但坚持尊重史实、据实实录的精神，以史学所特有的实证原则为本位，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等可视为代表，其史学成就也极高，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另一种倾向则极端强调正统观念，而在使用正统观念时，又纯以道德判断为标尺，为突出正统、贬斥僭伪，他们不惜改撰历史著作，将史学强行拉入政治化的轨道，朱熹的政治化史学可视为代表。由于后一种倾向违背了史学的基本原则，因此，其依此编纂或改撰的历史著作虽也车载斗量，但其史学成就大都不足为观。
    二、《春秋》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编年体裁
    《春秋》是中国古代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开山之作。战国时期在《春秋》的基础上产生了编年体的典范之作--《左传》。《春秋》及《左传》所创立的编年体例，其记事之法，通常概括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如《春秋》载：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日食乃所记之事，发生在己巳这一天，这就是“以事系日”。论月，属于二月，此即“以日系月”。而时节正值春天，这就是“以月系时”。又称三年，此谓“以时系年”。
    编年体以载录内容宏富、叙述史实次序分明、纪事状物最致壮阔为其优点，是故，国家军政大事、典礼活动、人物、过往朝代更迭多以编年体纪之。然而优点如斯，缺点也随之。由于同时发生的史事不止一件，就必须一一叙述，这样，其一件事情发生发展的连续过程就被割裂，某一件事在同一书中往往呈现支离分散之状。正因为这一点，编年体虽最早行世，却始终未成为中国古代史家进行史学创作的主导体裁。后起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伟大史家司马迁的天才创造，以及固班随后将其成功运用于断代史的写作，遂使纪传体成为中国古代学体裁的主导样式，因而成为“正史”，编年体反而退居于“正史”的辅翼地位。
    唐代以官修“正史”定为制度，纪传体的正史地位进一步强化，用编年体修史者寥寥无几，但它并未就此消亡。原因很简单，编年体具有某些不可替代的功能。编年体以时间为序的叙述方法，大小事件井然有序的排列，全面宏大的全景描写，以及它所特有的政治化作用都使它长期与纪传体并行于世。唐以前有荀悦的《前汉纪》、袁宏的《后汉纪》、裴子野的《宋略》、王劭的《齐志》等。在某些时候，编年体还可能取得显赫的地位。北宋时，司马光编纂成《资治通鉴》这一史学巨构，不仅恢复了编年体史书在历史上的固有地位，而且促进了编年体史书以更多样化的形式发展。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采用《春秋左氏传》的形式，按照年、时、月、日的次序记事。年、月以数序，日以干支，时书春、夏、秋、冬，时间不甚分明者，则概括地叙述在年终或月末，又常通用追叙或附叙之笔以减少史实的分散性，可谓完全继承了《春秋》的体例并有所发扬。由于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组织严密、科学严谨，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使编年体史书的史学成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引得后来史家纷起仿效。以编年体、甚或直接以“续通鉴”之名编修史书，一批富有特色的编年体史书随《通鉴》之后而兴。著名的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华《三朝北盟会编》。除此之外，编年体又发展出新的样式--《通鉴纲目》体，代表作便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目体按编年的形式叙事，但每事都分为“纲要”和“细节”二部分，先以大字书为概括性的提纲，其下以分注的形式详叙细节，故称纲目，较之单纯的编年体，纲目体叙事形式眉目更为清晰。
    纲目体不仅在体裁上与《春秋》一脉相承，而且在褒贬笔法上与《春秋》意味相投。以政治目的为主，以正统观相标榜，立纲仿效《春秋》，力求严谨；叙事仿效《左传》，以说明事实为度。《纲目》的行世，因其突出的政治化倾向而为历代统治者所赏识，宋以后为《纲目》作注或采用此体著名者不乏其人。元朝以前有陈均《皇朝编年举要备要》，举要为纲，备要为目，记叙北宋九朝之事。又有无名氏所撰《中兴两朝编年纲目》、《两朝纲目举要》。宋以后直至明清，每代都有编年体著作，元代有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陈《通鉴续编》。明代有商辂等人奉敕撰修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南轩撰写的《纲目前编》。清代则有徐乾学撰的《资治通鉴后编》，清中叶毕源著《续资治通鉴》可称为后来居上之作。除续通鉴之作外，清代还有专叙明代历史的编年史书，著名者如谈迁的《国榷》、陈鹤的《明纪》以及夏燮的《明通鉴》。
    《春秋》所创立的编年体形式影响是如此长久，直至今日，我们在编纂各级各类志书、以及各种大事记时，最常用的体裁仍是编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