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包罗宏富，横看成岭侧成峰，难以一概称之。他诚然申说过“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谈艺录》38页〔1〕）的学术裁断，表彰过刘知几“视史如诗， 求诗于史”（《管锥编》164页〔2〕）的治学心路，似是将一切文献都当作“诗”来研究了。但他也并非没有“视诗如史”“求史于诗”的时候。如判言《楚辞》的《招魂》“可藉以想见古代风俗”（《管锥编》632页）， 《天问》“不失为考史之珍典”（同上608页）， 甚至曾经宣称“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徵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谈艺录》266 页）。由此观之，说钱锺书先生的工作类带着历史研究的性质，并非穿凿之谈。他的卓明史识具有渊博的内容，可以作多方面的阐发。本文择其大要，先揭出三端。
    一、以今揆古 以古明今
    历史是滔滔不绝的江河，又处处有断头，可以自成段落。审视历史，首先有一个将视点置于长河之何处的问题。日本著名思想史专家石田一良在《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3〕中， 将迄今为止的历史思考还原为三种基本态度；过去史的思考，现在史的思考，未来史的思考。所谓未来史的思考，即从历史的终极之处审视历史，在与未来的关系中把握过去，基督教的历史神学主义便是一个典型。所谓现在史的思考，重视历史的“现在性”，在与现在的关系中把握过去，B ·克罗齐的历史相对主义即持这种立场。所谓过去史的思考，试图尽可能单纯地将过去作为过去来把握，在他们那里，历史资料与历史实际二者的时间距离是不存在的或不重要的。L·兰克一些门徒所躬行的历史实证主义， 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任何史家都不能超脱这三种基本态度，任何历史思考都不能游离这三种基本倾向。
    那么，钱锺书先生观照历史的立足点何在呢？
    1978年9月，他在意大利奥尔蒂赛出席第26 届欧洲汉学会时发表演讲，郑重声言：“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4〕这可以说是钱氏一贯的看法。例如，此前45年， 他就在《旁观者》一文中提出：“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我们不仅把将来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5〕此后十年， 他为《宋诗选注》香港版所作的前言又提出：“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6〕浪淘尘埋，而初衷未改。
    从表面上看，这些说法似乎与B ·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的命题如出一辙，都强调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和相对性， 都强调客观历史进程与史家接受过程的非对称性转换关系。奥尔蒂赛演讲中的那句话，就是紧接在这位意大利学者的这一名言之后说的。但仔细省察，二者也有不少貌同心异的地方。
    其一，《管锥编》常常标举“以今揆古”（14页）、“以今度古”（1658页）、“相今度古”（1013页），该书《全晋文》卷借清人钱谦益“表扬累臣志士”释慧远为由头，所论尤详。钱先生首先就事说事，慧远入宋而书恶纪元的细节，长期为人所忽略，悠悠千载直至钱谦益才得到知赏。比而同之，此中缘故无他，只是由于钱谦益“生世多忧，望古遥集，云萍偶遇，针芥易亲。盖后来者倘论前人往事，辄远取而近思，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于切已之情景会心，旷代相知、高举有契”（1266-1267页）。继而将之上升为理论，推重《鬼谷子·反应》篇所详言的“以反求覆”之道，“已自知而后知人”之理。复次，又能上能下经理“推之读史”，揭示“宋明来史论如苏洵《六国论》之与北宋赂辽，苏轼《商鞅论》之与王安石变法，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厥例甚众”（1266页）。并分别以《荀子》的《非相》、《性恶》篇，印证《鬼谷子》的《反应》篇；以《后汉书》孔融、《魏氏春秋》曹丕之言，印证苏洵、苏轼之论。最后，还拿钱谦益抬尊释慧远的心态与明代遗民逃禅的风气相参验，作了洋洋洒洒的铺说。以今揆古的事理情由，已阐发得淋漓尽致。然而，“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即是《鬼谷子·反应》所谓“反明知古，覆以知今”，它也包含从历史来观照现实的运思指向。钱谦益“亟亟发明慧远‘心事’，正复托古喻今，借浇块垒，自明衷曲也”（同上）。于是，以今揆古同时成为以古明今。这种阐释格局，若借用《管锥编》的话，或可称为“酌古斟今”（743页）。
    这里的“酌古斟今”的要谛，实际上就是在“古”、“今”之间交相往复，建立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阐释之循环”。《管锥编·左传正义》卷曾以德国学者W·狄尔泰和意大利学者L·帕瑞森的阐释学理论为参照系，烛照乾嘉朴学的偏枯之弊，并由此生发，推而广之，“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俾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171页）。 必须在古今反复的屡“酌”屡“斟”之中，才能达到史家与历史，即阐释者与文本，亦即读者与作者的“视界融合”。〔8〕
    而克罗齐称自己的思想是“绝对历史主义”，它少了如上这样一种现代阐释学的浸润，少了如上这样一种辩证理性的统摄，便难以“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同上）了。
    其二，按照克罗齐的“基本原则”，“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历史就存在我们大家当中，它的来源就在我们心中”，在心灵的熔炉中，“语言文献学同哲学相结合而产生历史”。〔9〕这样， 历史就必然成为变化不定并且因人而异的无限的连续和辗转。
    此说自有启人心智之处。问题在于，历史知识这种因人而异的不确定，它本身也是相对的；历史知识的种种变化，应当有它一定的自由度（界线）。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对“逞文才之戏笔”与“秉史德之直笔”的区分，对“词赋之逸思放言与志乘之慎稽详考”的区分（《管锥编》1298页，1152页）；才谈得上历史考据须信守“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10〕
    在钱锺书看来，史家同他的认识对象不仅要有身入其境的一份亲切（克罗齐所谓“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11〕也要有跳出圈外的一段距离。岁月的流逝，往往是最有力最权威的裁决。百家史评由此筛选，千般史实由此澄明。“干校运动”，“文革风光”，多少假案错狱，多少屈鬼冤情，“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12〕。谢灵运的诗情，沈约、任昉的文章，一时声名鹊噪，风起云从，而“当时公论，却未成后世定论”，必待“世迁”而后乃“论定”（《管锥编》1393页，1406页）。时间之所以有此神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史家虽各逞己意，各抒己见，但在漫漫岁月长河中，各种主观意见相互冲突、驳诘，相互吸收、抵消，终于形成比较客观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