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为何难以尽信，钱锺书先生主要强调三条。
    一曰史料走漏。究索历史，有赖于“求全徵献”，“拾穗靡遗”（《管锥编》854页）。文献史料不全，则历史真相难明。 孔融《告高密相立郑公乡教》称“郑君好学，实怀明德”；《与诸卿书》称“郑康成多臆说”，题旨竟若相反。钱先生以此置评：“如融此《书》（指《与诸卿书》--引者按）全佚，而只存其《告高密相立郑公乡教》、《缮治郑公宅教》，则世必认为副于郑玄悦服无间；脱此《书》仅存，而两《教》都佚，则世必认为融于玄鄙夷不屑。今三篇俱在，官《教》重玄之时望，私《书》薄玄之经学，立言各有所为。公廷私室，誉毁异宜，盖亦乎常情事”（同上1025页）。可谓一段色好的“弥逢”之词。至于孔融诗文存世已罕，散失甚夥，这是否会引起后人对他其余方面的认识产生偏差，作者引而未发，读者自当有会于心。钱大昕《何晏论》谓“平叔奏疏，有大儒之风；平叔之《论语》、辅嗣之《易》，未尝援儒以入庄老”，否认王弼、何晏为六朝浮华玄学之祖。《管锥编·全晋文》卷纠驳此论，指出“言不足以尽其人，笔诸于书者不足以尽其言，遗文不足以尽其尝笔诸书者，奏疏及两《经》注复不足以尽其遗文”，《何晏论》“为顾当时众论大同，千载后据遗文一、二，独持异议”，“诚为笼统鹘突”（1131-1132页）。如何正确评价王弼与何晏，尚有继续商讨的余地，而从思想方法上措意，这四“不足以尽”，已把史料走漏与历史本相的关系说得相当透彻了。
    二曰表达变形。这里有理解之主观性的问题，“我既有障，物遂失真”（《谈艺录》56页）。面对同样的历史事实，同样的历史文献，常常“解因人而异，释随心所欲”（《管锥编》693页）。 “读者若有山头亿子厚，水底百东坡之想”（《谈艺录》160页）。 也有语言之局限性的问题，“文字乃迷误之源”（《管锥编》407页）。 认识历史不能不接触文字，不能不运用语言思维，“著书立说尤寓托焉而不得须臾或离者也”，而同时“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同上406 页）。《谈艺录》四七引元人《静修文集》诗“记录纷纭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正用以说明，史家的主观扰乱大抵通过语言淆惑而表现出来。
    三曰名实乖离。“论史而尽信书者，每据君令官告，不知纸上空文，常乖实政”（《管锥编》1008-1009页）。东汉崔寔《政论》记载：“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故里语曰：州县符，如霹坜；得诏书，但挂壁。”钱先生搜罗南齐孔稚珪《上新定律注表》、唐马周贞观十一年奏疏、宋苏轼《应诏论四事状》、苏辙《久旱乞放民间债欠》、清黄钺《泛桨录》乃至18世纪英国大史家E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的有关议论，参以白居易、范成大等人的著作，生发此理，并引宋黄震《日钞》“自昔士大夫建明多烂然于高文典册之间，而至今小民疾苦终蹙然于究檐败壁之下”的感叹，指出：“不特君上之诏令为然，臣下章奏，侈陈措施，亦每罔上而欺后世”（同上）。这与《谈艺录》标举“谈艺不可凭开宗明义之空言，亦必察裁文匠笔之实事”（572页），正属同一法门。返观目下史坛，不少人或拘于识见，或懒作瓜梳，治法制者，只就律令条文之损益因革立论，而无涉法规实际运作；治思想者，仅对高头讲章之义理训诂置评，而不问民间世态人情。诸如此类，便在一般问“走漏”、“变形”之外，又添一层“偏狭”。
    钱先生初撰《谈艺录》，曾在第八十六节力昌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被处所论，似乎重在虚言徵实，或曰“诗具史笔”；晚年订补该书第四节，则重在申述“史蕴诗心”，史笔难真，对“陈风结习，于诗则概信为徵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563页）， 很不以为然。该书再版引言说，“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治史者自当通观两边，勿堕一偏。
    三、世平史寡 怨极识真
    马克思有句名言，“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7〕而我国古代的朱熹甚至说“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18〕历史学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历史认识的客体方面，也表现在历史认识的主体身上。依钱锺书先生对此问题的有关论述，本文分别以“世平史寡”与“怨极识真”来指称。
    世平史寡之说，由来已久，至迟在汉代人的著作里即有明确的表述，只是人们“习焉而不察”，因而“亟待标而出之”。钱先生津津考述“国泰民安，其史书必简略沉闷，以乏非常变异可得而大书特书不一书也”，我以为是《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最富创获的一则。
    东汉促长统《昌言·理乱篇》称“乱世长而化世短”，客观时间有定，主观时间（对时间的感觉）却相对有长短，语中也包含世平史寡的意味，只是词略义隐。《韩非子·大体篇》云：“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如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灵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末三句明明白白道出世平史寡之意，前九句则辅陈其所以然，说明何以记年史册海里载录英雄豪杰之功名。此篇可能不是韩非的手笔〔19〕，何人补入，时代不明，论韩者多未予徵引。钱先生题旨非吴论韩，爱其义显理周，遂加采录，并引曹康《升平词》“升平不可记”；无名氏题寝宫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马戴《塞下曲》“却想羲皇代，无人说战功”等等，与韩句相比勘。尤见巧思妙引者有二。一是清人李光地《榕树语录》：“东宫问张英，《史记·殷纪》祖甲、祖乙直下许多年代不载一事，但有帝名而已，想是年代久远无稽之故。张曰：固是如此，然许多年代，无一事可记，此所以天下太平也。”一是贯华堂本《水浒》第一回：“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着些什么？”虽属稗官小说，但一正言，一反跌，语明理彻，相映成趣。
    钱先生还广徵异域论史谈文之语，以明世平史寡之论，中西一揆。其中如蒙田语“善著史者视太平之世有若死水无澜，走笔亟过”；黑格尔语“时安世乐则于史书中为无字白纸”；孟德斯鸠语“国史沉闷，国民幸运”，“国史无录，国民有福”；乔治·爱德华小说语“最幸福之妇女，犹最安乐之国家，了无历史可述”，等等，都是饱学腹笥中抽出的至当佳例。〔20〕
    清人归庄《吴作常诗稿序》说：“吾以为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迹视国家之运焉。”“使七子不当建安之多难，杜陵不遭天宝以后之乱……即有慨于中，未必能寄托深远，感动人心，使读者流连不已如此也。然则士虽才，必小不幸而身处厄穷，大不幸而际危乱之世，然后其诗乃工也。”时代是最强大的力量。诗歌如此，史学也是如此。不平之世，不仅创生了波澜壮阔且波谲云诡、风雷激荡且风情万种的历史场景，也磨炼出历尽坎坷对世道人心有深切体验的写史圣手，使自己的作品产生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的穿透力和感染力。这就涉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阅历、胸次和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