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全后周文》卷比较庾信《思旧铭》与陆机《叹逝赋》，发现二者在文题相似，感伤之气也相似之外，有一项重要的区别。陆赋嗟叹光阴无情流逝，犹有“将颐天地之大德……聊优游以娱老”之语，而“庾信则不复信天地有德于人”（1526页）。铭文称“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所谓地乎，其实抟抟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钱先生笺曰，此“盖谓天地并非显赫有灵之神祗，乃是冥顽无知之物质；信解此道，庶几以情证理，怨恨之至，遂识事物之真”（同上）。这是很精彩的意见。人的认识与他整个意识体系密切相关，人的认识成果总要受其情感、意志的引导和制约，因此有“以情证理”之说；现实生活中，往往饱经磨难，吃尽苦头，情感世界创巨痛深，而后才有大彻大悟，因此有“怨极而识真”之说。
    南齐王僧虔《条疏古来能书人名启》云：“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座。”《管锥编·全齐文》卷指摘其误，“僧虔以前汉为后汉，以‘善书’之椽吏陈遵与旬侯陈遵混为一人，以闻其到门‘坐中莫不震动’混为‘每书一座皆惊’。”比起北朝误读《史记》《汉书》的“才学重臣”和“俊士”，“南朝名士达官如僧虔之荒陋悠谬，正复有过而无不及”（1337页）。根源何在？王僧虔《诫子书》承认“由吾不学，无以为训……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确属自知之明。但这些达官重臣，占居高位而脱离现实，生活安逸而心识浅薄，不知稼穑之苦，不谙军旅之劳，纵使埋首书斋，读得一些熟典，学到若干故实，恐怕也是隔靴搔痒，终究与真历史一间未达。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魏王李泰著《括地志》，都只能假手于门下宾客，走秦相吕不韦修《吕氏春秋》、汉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的老路，便是一个方便的注脚。
    “因写忧而造艺”（《管锥编》617页）， 是钱先生从古今中外无比丰富的写作实践中提撕出来的精言要谛。《诗可以怨》一文对它在诗歌创作评论中的表现作了酣畅的发挥。文中也说到“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说事”，这记事之作，便是史书，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由不平之人，写不平之世，身外的艰难时世、纷纭史事，与心中的幽愤积郁、情感挫折相应和，鼓啸而出，捭阖纵横，生生不已，代代相传，于是有回肠荡气之史笔，于是有源远流长之史学。以此稍窥钱先生之史怀，不敢自信有契一二。他心予揣，郢书燕说，愿俟君子明教。
    注释：
    〔1〕本文所引《谈艺录》为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下不再说明。
    〔2〕本文所引《管锥编》为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下不再说明。
    〔3〕见石氏该书上编第一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4〕《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见《钱锺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5〕见《大公报》1933年3月16日《世界思潮》（第29期）。
    〔6〕见《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文题为《模糊的铜镜》。
    〔7〕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本句钱氏译为“在真正意义上，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文义似更醒豁。
    〔8〕《谈艺录》611页译为“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
    〔9〕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03页。
    〔10〕见《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4页。
    〔11〕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1982年，第2页。
    〔12〕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同名书第1页，三联书店， 1981年。
    〔13〕钱锺书：《模糊的铜镜》，《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
    〔14〕见《谈艺录》第510页。《钱锺书研究》第一辑第20 页载钱先生补正之文，又增《齐民要术》等四例。
    〔15〕亚里士多德：《诗》及当页译注〔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16〕见《宋诗选注·序》第4页。当然，“史书”所言， 实有三个阶次，最高一级，也可“通观”“理、道”，参看《管锥编》162页。
    〔1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2页。
    〔18〕见《朱子语类》卷139。 赵翼《题元遗山集》“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句，亦脍炙人口。
    〔19〕见梁启雄《韩子浅解·前言》，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0〕以上参见《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第50-55页。
    〔21〕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