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部督师开幕府，屹为金陵守门户。群奸处堂嬉燕雀，诸将争地斗豺虎，苦心呕血作调人，犹冀残棋一着补。可怜运去力不支，城破伏尸膏锧斧，乱骨纵横觅不得，或传赴水死江浒。梅花岭头葬招魂，遗命空思孝陵土。（《梅花岭》，《瓯北集》卷二）
    前者言朱元璋，后者言史可法，皆能曲尽其意。
    对于某些现实情景，能作更高的理性认识，不为一般的礼法所囿。如在滇桂等地见到少数民族的歌舞，青年男女尽情对唱，写有《土歌》一篇（《瓯北集》卷一六）：
    春三二月墟场好，蛮女红妆趁墟嬲，长裙阔袖结束新，不赌弓鞋三寸。谁家年少来唱歌，不必与侬是中表。但看郎面似桃花，郎唱侬酬歌不了。一声声带柔情流，轻如游丝向空袅，有时被风忽吹断，曳过前山又嫋嫋。可怜歌阕脸波横，与郎相约月华皎。曲调多言红豆思，风光罕赋青梅標。世间真有无碍禅，似入华胥梦缥缈。始知礼法本后起，怀葛之民固未晓。君不见双双粉蝶作对飞，也无媒妁定萝茑。
    目睹异乡风情，非如一般儒者斥为粗野无礼法，在欣赏之余，从而理解到礼法是后起的，早期的人民并不受其约束，可谓言浅而意深。
    嘉庆二年（1797年），瓯北写了一首《读杜诗》，“杜诗久循诵，今始识神功。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一生为客恨，万古出群雄。吾老方津迷，何由羿毂中。”（《瓯北集》卷三九）他编写《瓯北诗话》，可以说是由此起念的。《诗话》写成于嘉庆七年（1802年），列举十人之名，即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和查慎行，都是他最钦仰的诗人。
    瓯北诗中的咏古、读史之作很多，如《咏古》绝句（《瓯北集》卷三一）：
    闲翻青史几悲凉，功罪千秋少尺量。读到曲端呼铁象，恨他何不死沙场。
    《读史》绝句（《瓯北集》卷二八）：
    一刹那间便一生，何须恩怨苦公明。老来自笑犹闲气，动为前人抱不平。又《读史》七律云（《瓯北集》卷四二）：
    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辙相循。时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乏人。九仞山才倾篑土，一杯水岂救车薪。书生把卷偏多感，剪烛彷徨到向晨。可见他读史书很注重实际，不是只在字面上寻漏洞作文章，由此也可以了解到他作《廿二史札记》，在其生活，正是十分自然，水到渠成之事。嘉庆五年（1800年），《廿二史札记》完成定稿后，写了一篇《再题廿二史札记》，“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瓯北集》卷四一）按第一篇《题廿二史札记》未收于《瓯北集》中，不知内容为何，但从此篇可见他著书是注重实际的。
    二
    说到《廿二史札记》，要先说一下《陔馀丛考》。《札记》初版刊行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丛考》则刊行于乾隆五十五年，而《丛考》的编定更远在其前。《丛考小引》说：“余自黔西乞养归，问视之暇，仍理故业，日夕惟手一编，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又《瓯北集》卷三○《杂书所见》诗中称韩、欧、苏等文章政事两不误，正是夫子自道，说明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放下书本，归田以后，除作诗外，便以读史和杂览为主要活动了。嘉庆元年（1796年）所写的《七十自述》有句云：“订罢史编翻自笑，干卿甚事苦增删。”自注云：“方辑《陔馀丛考》。”（《瓯北集》卷三八）《陔馀丛考》的内容，经史杂俎，无所不包。但瓯北自知经学非其所长，杂俎又不为世人所重，所以精力更集中在史学方面了。《丛考》共四十三卷，其中分经学四卷，二十四史十卷，《通鉴纲目》一卷，重要史事五卷，诗文杂事四卷，一般史事与制度八卷，杂俎十一卷，史书与史事已占有较大的比重。以此为基础，更缩小范围，以廿四史为限，而充实其内容，如《史记》与经书关系密切的先秦部分及《通鉴纲目》等均略去，于廿四史之论述则加详加密，以成《廿二史札记》一书。今《札记》与《丛考》二书犹多重复部分，即因其非一时编定，致未能彻底分开。
    清代的学术原以经学为中心，清初统治者力倡宋明理学，而民间学者盛行考证之学，宗守汉儒之说，逐渐成为学术主流。到清中叶时，二派对立，壁垒森严。瓯北对汉、宋二派皆不依附，而是接受了考证的方法，用之于史学方面，既不为经学家的条律所束缚，因而在史学方面取得了异常的成就。《陔馀丛考小引》云：“拟更广探经史，增益成书。”实际上只探讨了史，而未用力于经。于所谓史，也更集中于廿四史，所以收到了重点突出，特色分明的效果。
    世人比较重视《札记》，《丛考》内容有出于《札记》之外者，实亦不可废弃。如《有明进士之重》（《丛考》卷一八），指出进士与举监地位的不平等，已成为牢不可破的不成文法。“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这种现象，按照书法和惯例，正式的史书是视为当然的，惟某些奏疏中或偶尔提到，也不作重点评议。瓯北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说明其自有独到的见解。按明人小说《警世通言》中《老门生三世报恩》一文，切论进士与举人监生间的不平等。又清初蒲松龄《聊斋志异》有《郭安》一文，记某人被贼杀，其妇诉冤，县令即以杀人者配其妇，评之云：“此等明决，皆是甲榜所为，他途不能也。”明斥进士为官者之颟顸。是民间于此不合理现象早已明如观火，惟史书对之则熟视无睹而已。
    《廿二史札记》以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皆作为一史，其实际内容包括了廿四史。《小引》写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三月，其时已有刻本行世。其后又加修订补充，嘉庆五年（1800年）重刊，载有钱大昕与李保泰于是年所写之序文。钱序称：“今春访余吴门，复出近刻《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见示。”所称近刻即为重定之本。此本收于《瓯北全集》中，为后世通行之本，但目录仍为原刻本，致与书内正文多相岐互之处。如卷二八《金末种人被害之惨》一篇，卷三六《明祖本纪》以下二十二篇，目录皆缺。又如目录卷二三有《宋辽二史不相合处》、《辽金二史不相合处》、《宋金二史不相合处》，此三目《札记》中皆无其文，而见于《丛考》卷一三，是皆为增订时所留下的痕迹。
    《廿二史札记》的编写方法和内容性质，在《小引》中有简要的说明：“是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其编写方法为以本史证本史，内容性质则为史法与事实并重，更着重于所谓“治乱兴衰之故”。瓯北原有很强的用世思想，官场生活既不顺利，退而寄托于文字，故《小引》又云：“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虽谦言“岂敢”，从写作方法到著书目标，所受《日知录》之启发为多，不过《日知录》内容方面甚广，重在经学而又不以经学为限，《廿二史札记》则局限于廿四史之内而已。下面分别从史法与史事方面就此书略作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