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法方面，以比较分析的方法，说明纪传体史书之体例组织及各史书之成书经过，并分析评论其编纂与书法之优缺点等。凡各史书关系相近者即合并评述，如《史记》与《汉书》，《南史》与南朝《宋》、《齐》、《梁》、《陈》四部史书，《北史》与北朝《魏》、《齐》、《周》、《隋》四部史书，两《唐书》，两《五代史》，《宋》、《辽》、《金》三史，都是这样评述的。既便于比较说明，更可以省去许多笔墨。在论述《史记》的体例组织时，即作《各史例目异同》一篇，在互相比较下，以见其因革利弊之关系。《史汉不同处》，直接以二书记事相比较，以见其得失。《汉书移置史记文》，可见《汉书》自有剪载，非盲目抄袭者比。《三国志多回护》，指出陈寿始以回护法用于史书，为后世修史开创恶例。《宋齐书带叙法》，《齐书类叙法最善》，指出不为世人所重的《宋书》、《齐书》亦有一定的优点。《南史删宋书最多》，反映了《宋书》繁冗之失。《魏书》所以称为“秽书”并非偶然，但其记事亦多可取者，优点终不可没。《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薛史全采各朝实录》，可以说明《旧唐书》与《旧五代史》之史料价值所在。在以两《唐书》与两《五代史》相比较时，于《新唐书》本纪指出其不合书法者尤多，于是说：“欧公本纪则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又说：“当日进呈时，宋仁宗即有旨，《旧唐书》不可废，其早有所见欤？”于两《五代史》则称：“欧公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这些评论无疑都是正确的。
    旧史书本非尽美尽善，又为某种关系所影响，便容易作出不正确的评议。如欧阳修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文豪，《新五代史》为他一手所修，其书力效所谓“春秋笔法”。《札记》中的《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欧史书法谨严》、《欧史传赞不苟作》等篇，对之颂扬备至，如云：“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又云：“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又云：“欧史无一字苟作。”其实欧史过于简略和讲究书法，反有害于所记之事。如记载典章制度的志，为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认为五代是混乱时期，其典制无可为法，皆屏而不记，惟有《司天》与《职方》二考，即天文、地理二志。其纪传记事亦极简略，故司马光修《通鉴》，五代部分取材以《旧五代史》为主。《明史》为清代官修者，虽较为整齐，而存在问题甚多，尤以隐没女真与明代历朝之关系及南明事迹为甚，瓯北对之则称赞不已。如其书自康熙十七年始修，至乾隆初年始进呈，历时六十年之久，原为出于朝臣工作拖拉，中间几经停顿，而万斯同主修之原稿，已被改窜得面目全非。瓯北置此不提，反称：“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又一再称道《明史》之“完善”、“精审”，实皆为过誉之词，未足取信于人。
    在史事方面，主要用综述考辨的方法，于重大历史事件或世人对之有特殊兴趣的问题，以归纳之法集合有关资料，作有系统的论述，或辨明其虚实真伪。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揭出了历史上一次重大变动的事实。《借荆州之非》，指出：“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九品中正》与《六朝清谈之习》，阐明了魏晋六朝时期上层社会的特点及其与政权组成的关系，汇集零散之资料，以重现历史上保持甚久之重要制度与风气。并申明：“此九品之流弊见于章疏者，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其所以能行之数百年而不改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九品中正制在历史上支配选举达数百年，而史书中迄无明确系统的记载，《札记》之文，可谓能补史缺者。《武后之忍》与《武后纳谏知人》二篇，从正面与反面对武后分别予以评价，武后本为历史上长期挨骂之人，此论则较为客观。《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不仅列举成功者，并举出未成功者，而后说明其原因：“是时军士策立天子，竟习以为常。推其原始，盖由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节。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帅，立一帅，有同儿戏。”北宋建国由于陈桥兵变，正为此类事件之一，不过自宋代以后，此风为统治者煞住，而北宋建国便显得情况特殊了。在《宋史》部分，《宋郊祀之费》，《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南宋取民无艺》，以及《宋军律之弛》，《宋科场处分之轻》等篇，集中地说明了宋统治者对人民榨取之重和对统治阶级内部待遇之宽，从而总结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足为法者也。”《猛安谋克散处中原》及《金末种人被害之惨》，是金代的重大事件，而史书记载最为缺略，此二篇自有补史之用。《元世祖嗜利黩武》及《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等篇，说明了元代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说明了明代统治机构的特点。《万历中矿税之害》说明了明末阶级矛盾深化的根源，并且总结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这些论点都是很能切中要害的。
    三
    《札记》与《丛考》中的谬误错乱之处甚多，似由于瓯北聪敏过人，每得一义即笔之于书，而不复检原书。如《伪古文尚书》，至清初已成定案，瓯北独持异说，以古文二十五篇为经汉人重译者，故体制如出一手。（《丛考》卷一《宋儒疑古文尚书》）此为想当然的理由，自无说服力。《札记》中误乱之处尤多，姑举数例于下。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篇，称“松之所引书，凡五十余种”，而所列书名已达一百五十一种，所引书目多谬误，如作《献帝春秋》者为袁迪之孙晔，字思光，竟被误作“孙思光”。卷二一《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篇，“周祖犯阙时，居民得免劫夺者，惟此二赵之里”，二赵谓赵童子与赵凤，按当时科举有童子科目，赵凤曾中之，以此世人习称之为赵童子，此文分之为二人，误甚。卷二四《宋初严惩赃吏》篇，“是时汤焘疏言”，汤焘乃蒋重珍之误。《宋史》蒋重珍与汤二传同在卷四一一，而汤传在前，瓯北误以蒋疏为汤疏，又误“”字为“焘”，可谓一误再误。卷二七《辽燕京》篇，“辽以巡幸为主，有东西南北四楼曰捺钵”，其实四楼为具体建筑，各有固定地点，四捺钵为随其所至之地而称之，非实际建筑，地点亦不固定，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这都是极明显的谬误。
    《廿二史札记》的主要贡献，在对各史书既有单独的评述，又有综合的考察，全面地探讨了廿四史，为初读廿四史者起了引导作用，亦为古代史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其次，书中使用了归纳比较、分析综合的新方法，亦有创新的特殊意义。又其次，考据家受经学的影响，对于史书只能作个别字句和事件的订正，而本书则进到史法与史事的综合考察，已是一种创造性的成就。这都是应予较高的评价者。但经学的内容虽呆定僵化，其要求甚为严格，在此条件下形成的经学家，工作态度比较细致认真。瓯北摆脱经学的束缚是其取得创造性成就的因素之一，同时也容易流于粗疏散漫，因而产生许多硬性的失误。抑尤有进者，所发之议论更时有性质严重的错误，如妄论绍兴和议即其一例。
    绍兴和议为历史上一幕丑剧，从当时到后世，凡有正义感者，无不斥之为卖国投降之举。元人修史时，也以暗示的口气说：“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称与之，是谁强之耶？”（《金史·交聘表序》）瓯北独有心立异，先提出一种理论：“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从而得出结论：“高宗利害切已，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卷二六《和议》）此说谬误关键在混淆公正之和与屈辱之和的界限，当时人所力争者为不接受屈辱之和，而宋高宗正是接受了屈辱之和。瓯北之说，实际上为民族败类、卖国分子张目撑腰，不可不予严肃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