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是梁启超的名著，也是本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作跨世纪思考时所提出的一种有过重大影响的方案之一。将近一个世纪过去，当我们再一次作跨世纪思考的时候，重新评判《新民说》的价值与得失，从中无疑会得出一番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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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启动之后，变革者们不仅对如何变革存在分歧，而且对中国的变革与富强能否速成也存在不同的认识。
    速成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领域曾长期存在。在戊戌维新期间，作为领袖人物的康有为便是一位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从后来者居上的观念出发，他认为，欧西历时三百年而臻富强，日本效法西方，三十年得以成功，“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①]后来，孙中山也曾认为，通过实行三民主义，中国可以在短期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再后，则有1958年提出的“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纲领口号，以及由此而发动的“大跃进”。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是邓小平之前中国现代化史上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三大人物。他们的言论说明，速成论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影响，曾经是不小的。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总的说来是比较清醒的。在戊戌时期，梁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兴民权”乃是振兴中华之关键。但是，紧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权生于智”说来作补充。他认为，“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因此，“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②]无疑，民智的增进是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开民智又当以“开绅智”、“开官智”为前提、起点，更难以速成。所以，他并不赞成当时盛行的设议院的主张，认为“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③]，故当时变法的下手处乃是“变科举”与“设学堂”。
    此后，梁启超的思想也曾有过变化。1900年夏，当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他曾期望西方侵略者废黜慈禧，扶持光绪。为此，他曾这样向西方列强进言：“使我皇上若有全权，必能造成一好政府无疑。而我中国人民之性质，最喜服从政府，得此好政府，则不及十年，而中国之人心国势皆必焕然改观。”[④]这时他也认为，只要光绪掌权，中国可十年改观。但是，西方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他们并未扶持光绪，依然选择慈禧为代理人。通过观察，梁启超深感《辛丑条约》后所形成的中国政局一时是难以改变的，于是他又放弃了一度萌生的速成论。1902年初，他再次明确表示：“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⑤]接着发表的《新民说》，便是对中国变革所以必须“渐”作的一个说明，也是对他前几年“兴民权必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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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年12月，《清议报》因火灾而停刊。梁启超却没有恢复他十分得意的《清议报》，而是于1902年2月另办《新民丛报》，并从创刊号始连载《新民说》。从这时起，他又使用了一个新的笔名：“中国之新民”。梁所以另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自号“中国之新民”，把“新民”当作一个时期的宣传重点，都是出于这一动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⑥]这一结论的提出虽在1902年2月，但这一思想的形成则始于1901年夏间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以下简称《溯源论》）。梁氏的这两部论著乃是上下篇、姊妹篇，是一脉相承的有机一体。要了解《新民说》，不可不先了解《溯源论》。
    《溯源论》撰于义和团运动刚失败之后。由于梁氏戴着一副有色眼镜观察这场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他只看到它落后的一面。而且，他完全混淆了封建顽固派的反动性与人民落后性的区别，并认为前者渊源于后者，是后者的代表，而后者乃是前者的社会基础。总之，通过义和团运动，他对所谓中国“国民腐败”的问题看得更重了。正是有感于此，他写了洋洋二万余言的这篇长文。
    顾名思义，《溯源论》是为了探索中国积弱的病源。梁启超认为，要想拯救、改造中国，必先对中国的病源有正确认识。“不审夫所以致弱之原因”，则“不得其所以救之之道。”[⑦]正确诊断中国的病源，乃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这篇长文共四节，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致弱之源。其一，“积弱之源于理想者”，即源于中国人长期来形成的种种错误观念，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心薄弱”。其二，“积弱之源于风俗者”，即源于中国人长期来形成的种种不良的“人心风俗”、道德品格，其中突出者是“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六种“恶风”。其三，“积弱之源于政术者”，即源于长期来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君主为防范臣民而采取的种种统治术。其四，“积弱之源于近事者”，即源于二百余年来清朝统治政策的诸多失误，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西太后的反动统治。他的总括性结论是：中国“所以积弱之故，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远因在数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来，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间。”[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