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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治上说，新民是要使中国民众由奴隶、臣民变而为新型的“国民”。就是说，新民不仅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尚有政治地位的变化。
    “国民”的概念是19世纪末随着“兴民权”口号的提出而在中国出现的。鉴于长期来“中国人不知有国民”，1899年梁启超曾首次给国民下了这样的定义：“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23）]而在《新民说》中，他又给国民作了如下定义：“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24）]显然，这两个定义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前一定义主要是说明国民与奴隶、臣民的区别，这一区别即在于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既有其权利，又有其义务。而后一定义则是指出国民所应具的资格、条件，它是要让人们懂得，奴隶、臣民要变为国民，必须经历一个转化、提高的过程。梁启超认为，这乃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对此是高度重视的。
    《新民说》所论述的，主要是如何培养国民资格的问题。它认为，这一培养当从政治观念、政治能力两方面下手。
    首先，中国人应培养国民应具的新型的政治观念。为此，它大力揭露、批判奴隶性，热情讴歌、提倡自由。但基于爱国心薄弱为中国致弱的“最大根源”、“病源之源”的认识，它更为提倡“国家思想”。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欲成为国家主人、成为国民，首先必须养成国家思想。他要求中国人“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25）]。以上四者，所宣传的主要是当时世界颇为风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特别是他所一再提倡的爱国主义。除国家思想外，健全的权利和义务观念也是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指出，由于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的压制，中国人已“愈制而愈驯”，权利观念则“愈冲而愈淡”，人民已安于无权的奴隶地位。因此，今日欲培养国民意识，当务之急是树立中国人的权利思想。但是，“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26）]，因此在培养权利思想的同时还必须树立义务观念，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不过，在梁看来，更重要的还是政治能力的培养。他认为，政治能力的重要内容是自治力。这是因为：“己不能治，则必有他力焉起而代治”，而“真能自治者，他人欲干涉焉而不可得”[（27）]；只有能自治，才能摆脱被治的地位。他指出，自治乃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因此，中国是否能实行民主政治，主要取决于中国人的自治力，是至关重要的。梁启超感叹道：“欲进无思想者为有思想者，其事犹易，欲进无能力者为有能力者，其事实难。”[（28）]因此，培养中国人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乃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更为艰巨的任务。但遗憾的是，对此《新民说》并未能提出具体、切实的方案措施。不过，《新民说》对国民资格的论述，使当时对国民问题的讨论由空泛而具体，这对推动人们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作深层次的思考，还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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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一语始见于《尚书·康诰》，又是《大学》的“三纲领”之一。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个古老的口号。但古籍中的新民，只是道德修养的要求（朱熹注云，新谓“去其旧染之污”），与近代的造就一代新人，相去甚远。造就一代新人，乃是近代意义的口号，它的提出基本上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同步的。早在太平天国时，受过西方文明薰染的洪仁玕，便提出了建立“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29）]的理想。他的新人是与新世界连在一起的，已朦胧含有近代色彩。不过，他的新人主要指移风易俗，依然不全面。戊戌时，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口号，要求中国人实现德智体三强，第一次明确提出造就一代新人。梁启超的《新民说》虽然晚于严的三强说，但是，他以20节、十多万字的篇幅，对此作了全面阐述和具体规划，使它形成一套系统理论，其贡献功不可没。自《新民说》出，提高中华民族基本素质的重大任务受到中国思想界的普遍关注，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成为思想领域的热门话题，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化征程步履维艰、人们思想矛盾混乱之际，梁启超没有把中国的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物质和制度层面，而是突出了人的重塑、完善，即人的现代化，这对当时中国人更全面地理解、把握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无疑是有益的。
    所谓新民，就是提高中国的全民素质，造就一代具有新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新的精神风貌，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能力的新人。梁启超认为，这才是中国得以振兴，赶上20世纪新潮流的根本保障。就是说，现代化的社会要靠现代化的人去创造。处于蒙昧状态，安于旧秩序，全无现代意识、不合现代要求的人，是不可能有变革社会的要求，更谈不上实现社会变革的。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有自身解放的要求并实现自身解放。不论是破坏旧世界还是创造新世界，都要靠觉醒中的一代新人。因此，中国的社会变革、振兴和现代化，最终都有赖于人的现代化。
    梁启超所关注的始终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但从国群之强基于个体之强的理论出发，他又强调，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只有通过提高个体素质，调动个体积极性，激发个体活力来实现。他所以一再反复清算奴性，正是由于处于奴隶地位，对一切都消极、冷漠、麻木、依附的人，是无助于国家民族振兴的。他所设计、向往的新民，处处都是与奴隶、奴性相对立的。从这一点说，《新民说》又表现了对人的关注，它对激发社会成员的个体能动性、责任感也起了积极作用。总之，以上这些对促进人们对中国的变革、振兴作更深层次的思考，都是有启发的。
    梁启超的新民，重点是人的观念变革。他始终认为，社会变革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斗争，它当以思想启蒙为基础、先导。只有人民普遍觉醒，社会变革方能出于多数人的自觉，形成不可抗拒的潮流。因此，它对文化革新、文化重建是高度重视的。他的《新民说》对此有不少论述。虽然，在《新民说》之前，中国“文化革命”的帷幕业已拉开，但它受到思想界的普遍关注，这同《新民说》有直接关系。它对近代道德革命的影响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