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言之，《新民说》的最大影响是使人们更加重视现代化、民主化的基础建设，它曾对部分革命党人产生过积极影响。在20世纪初，革命派力主推翻清朝统治，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确有不少革命党人对中国社会变革和民主政治进程缺乏足够认识，对革命的理解过于简单。他们以为革命仅是军事斗争，靠少数革命党人武装起事，即可迅速成功。《新民说》的种种论述，对于纠正这一偏向，促使革命党人更全面深入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是有益的。它对革命派的影响，可以邹容为例。邹容在《革命军》中曾多处摘录了《新民说》、《溯源论》的文字，可见他认真读过这两部论著。《革命军》关于注重革命教育、“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的思想，以及提倡“独立不羁”、“冒险进取”、“爱群敬己”、“个人自治”等思想，都明显受了《新民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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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说》既有其理论价值和贡献，也存在明显的谬误，其客观影响是复杂的。
    如前所说，《新民说》的理论依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这一社会学理论强调社会成员素质的重要性，对于当时中国人重视人自身的现代化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它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简单视同生物有机体，否认人类社会有其特殊的本质和规律，而用生物规律取代社会规律和说明社会，是非科学的。以此为指导来诊断中国的致弱之源和“救亡之道”就难以得出科学结论。结果，《新民说》势必离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来规划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振兴，离开社会变革、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变革来实现“新民”。
    因为以社会有机体论为指导，硬以生物规律解释说明社会，梁的新民理论一直充满矛盾，难以摆脱循环论证，最终势必倒果为因。
    用梁的话说，究竟是“政府造人民”还是“人民造政府”？这对他始终是一大矛盾。因此，从《溯源论》到《新民说》，他时时陷入循环论证的泥淖。新民学说是从中国人素质低下说开的。对此，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中国人所以素质低下，究竟是因为中国人天生是劣等民族，还是另有深刻原因？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心的梁启超从不承认前者。他曾几次指出，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清朝反动统治是造成中国人素质低下的原因（一些分析是很深刻的）。那么，据此分析，逻辑结论势必是推翻封建制度和清朝统治。但受改良主义立场和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他对此总是一再打住，不作深论，而孤立谈人的素质，进而以此为因，而将“恶劣政府”视之为果。
    从《溯源论》到《新民说》，中心是论中国的致弱之源和“救亡之道”。梁启超是在1902年那特定历史环境下谈这些问题的。那正是《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最终确立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屈辱和黑暗的年代。那个年代的现实告诉人们，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建立于其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才是那时中国衰微的根源，也是那时中国人素质低下的根源。因此，救中国之道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依据一之性决定群之性的社会有机体论，梁却强调“人民造政府”，要求人们不要“科罪当局”，而应把矛头指向自身。在《新民说》陆续发表的过程中，1903年一位革命党人便指出，《新民说》的基本结论“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30）]，这一分析是正确的。
    梁启超所以倒果为因，是力图证明，一旦新民，新制度、新国家便自然到来。这种自然到来说，不仅否定、取消了必不可免的斗争，而且势必使人轻忽社会变革，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而影响所及，他对新民自身所作的规划，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在那中国人处于奴隶地位的年代，人的现代化不仅是人的重塑，首先是人的解放，它离不开斗争。可是，《新民说》却有意回避斗争，把新民说成是一个毋需斗争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其二，同样重要的是，受唯心主义意识决定论的影响，梁启超论新民、人的现代化，是同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脱钩的，同时又是同社会实践脱钩的。这就注定了他的新民不会有多大成效。回避、忽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实际上等于说可以在旧的经济基础、即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现代化，历史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注释：
    ①《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
    ②《论湖南应办之事》。
    ③《古议院考》。
    ④《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
    ⑤⑥《新民丛报》第一期，《本报告白》。
    ⑦⑧⑨⑩《中国积弱溯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