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这一结论虽说是面面俱到，但重点是明确的，这就是全体民众的诸般弱点、劣点乃是中国积弱“总因之重大者”。虽然，他也说，“造成今日之国民者”是“昔日之政术”与政府，但他更强调的是“官吏由民间而生，犹果实从根干而出。树之甘者其果恒甘，树之苦者其果恒苦。使我国民而为良国民也，则任其中签掣一人为官吏，其数必赢于良；我国民而为劣国民也，则任于其中慎择一人为官吏，其数必倚于劣。”[⑨]在“政府造人民”与“人民造政府”之间，他强调的是后者。所以他又说：“国之亡也，非当局诸人遂能亡之也，国民亡之而已。”[⑩]
    《新民说》正是接着《溯源论》写下来的。既然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弱点、缺点是导致中国衰微的总因，因此，中国欲图振兴，就必须首先从改造国民性、提高全民素质，亦即“新民”入手。“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舍此一事，别无善图。”[（11）]可以这样说，《溯源论》乃是序论，而《新民说》则是本论。《溯源论》是梁氏对积弱中国病源的诊断书，而《新民说》则是他依据这一诊断开出的药方。从《溯源论》到《新民说》，方才构成梁氏完整的“新民”学说。
    3
    《新民说》虽是梁启超的名著，但在理论上并非独创，它所依据的乃是严复所介绍的英国近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
    所谓社会有机体论，简言之即是以生物学来解释社会，将社会简单视同生物机体。依据斯宾塞的理论，严复认为：“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12）]既然生物机体的性质取决于细胞的性质，那么，社会群体的面目则是由社会成员的面目所决定的。严复强调，凡“天下之物”，其“聚之形法性情”，“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者[（13）]。就是说，整体、群体的性质、特征，是由分子、个体的性质、特征所决定的。就一国而言，其“贫富强弱治乱”，完全取决于该国民众德、智、体三方面的基本素质。“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14）]西方所以富强，是因为其民德智体三者皆优，中国所以贫弱，则是因为民众德智体三者皆劣。中国欲求在激列的生存竞争中图存振兴，就应立即着手“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才是治本之策，舍此而图它，只是治标而已，终将无成。
    康有为固然是梁启超的启蒙老师，但严复对梁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当梁走出广州的万木草堂，活跃于沪、京、湘之时，与严复有密切联系。他对严复的学识极为赞佩，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他受严复的影响更大，依据社会有机体论（特别是严的个人见解），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突出强调了群与一、整体与个体，即“拓都”（Aggregate）与“么匿”（unit）的关系，把后者对前者的决定作用更加绝对化。他引严译《群学肄言》的话说：“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么匿之所本无者，不能从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15）]
    由此，他引出了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耶！……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16）]他认为，由于国由民积，故国之面目完全取决于民。清朝政府恶劣，是由于中国人“愚陋、怯弱、涣散、混浊”，素质低下。欲建好政府，当先造好国民，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他的结论是：“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17）]一旦人人成为新民，即可由个体的自强而达到中华民族群体的强盛，中国的变革也就完成。总之，提高全民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造就一代新人，乃是改造、振兴中国的根本途径。这是《新民说》的基本结论。
    4
    梁启超的新民，既有道德要求又有政治要求。从道德上说，是要造就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理想人格的新人。他认为，在人民德智体三项基本素质中，德最重要。民德之高下，“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而且，在三者中“智之与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难。”[（18）]因此，他将新民德置于新民的中心地位，将道德建设视为人的现代化的中心环节。
    梁启超认为，新民德的首要任务是翦除中国人“劣下之根性”。为此，他在《溯源论》、《新民说》和其它论著中，对中国人德性方面的劣点一一作了揭示。他认为，这些劣点的突出表现是爱国心薄弱，而其根源则是长期、普遍存在于中国人中的奴隶性。他指出，奴隶性使人无政治热情，无责任、义务感，对国家民族、社会群体的公共事务一概冷漠，造成一种可怕的消极性。它又使人自轻自贱，丧失独立自主精神，造成严重的依附性。同时，它还使人养成谄媚、巧伪、骄下诸恶德。有见于奴隶性乃是当时道德建设的严重障碍，梁对它作了全面而严厉的清算。把旧道德的本质和恶果归结为奴性，这是深刻的。所以，梁虽在文字上很少触及三纲，但实际上准确抓住了三纲的本质、要害。
    清算旧道德是为了建立新道德。梁启超认为，新的道德应当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好群己、公私、人我关系，有利于中华民族群体的巩固、振兴。因此，他将“利群”视为新道德的根本精神。在《新民说》等著作中，他对这些关系作了深入阐述。他认为，利己乃是人的天性。但是他又指出，人乃是社会动物，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生存，个人利益总是同群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论，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19）]因此，人们又应爱群、为公、利他，提倡“合群之德”。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不惜牺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拥护公益。”[（20）]这种利群观念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而其下手处则是培养、提倡当时中国人所缺乏的公德。不过，梁又是站在利己主义的立场来说明、处理群已、公私、人我关系的。他曾一再解释，人们所以要利群，是因为“非利群则不能利己”[（21）]；所以要爱他，是因为“苟不爱他，则我之利遂不可得”[（22）]；所以要为公，是因为“公益不进”我之私利必受损；利己乃是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显然，梁启超所提倡的乃是当时西方盛行的合理利己主义（他称之为“知有爱他之利己”）。需要说明的是，梁提倡这种合理利己主义，始终含有从个人长远、根本利益出发来激发利群精神的意图，因此，利群乃是《新民说》的宣传重点。在《新民说》中，梁反复强调了个人对群体、社会、国家不容推诿的责任，人人都应关注国家命运、社会公益。并尖锐批判了种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严厉谴责了长期存在于中国人中的“自了”主义、“独善其身主义”，以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与闻公事以为高”等思想。这些对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树立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都曾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为了造成新民，培育一代新人，《新民说》还曾以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对新时代、新世纪所需要的理想人格和新的人生观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他曾一再提倡自由、自尊、自信、自治、自立、进取、冒险、坚毅、尚武等精神。这些曾给青年知识分子以巨大的感染、激励，产生了持续甚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