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史方法上，他提出了一套似是而非的说法，也须予以澄清。《小引》中说：“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蒐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说，不免贻讥有识。”钱大昕曾誉之为“论古特识”，后人也多从而称道之。其实这个原则在唐以前各史还大略适用，因为那时的野史笔记传世者很少，各史书编纂也比较严谨。后世各史书皆为官修，既多芜杂缺漏，而传世的野史笔记又不乏佳作，所以在宋以后这一条原则便不能适用。这在《札记》本身就有许多明例，尤以《明史》部分采用野史之文为多，可见此说是不能成立的。又乾隆年间，于《辽》、《金》、《元》各史之人、地、官制等译名均重新改定，造成学术界一场混乱，而《札记》之译名，或新或旧，无一定标准，更形成一种意外的缺陷。
    四
    《廿二史札记》之谬误虽多，究不能掩没其优点，故成书之后，即为世人所重。钱大昕为作序，论之云：“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定曲直，不揜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视郑渔仲、胡明仲专以诟骂炫世者，心地且远过之。”周中孚作《郑堂读书记》，于《廿二史札记》之论断，全取钱氏之说，可见其评语已为世人接受。而在经学居优势的时期，此书在史学上虽有创造性的成就，未能引起一般人重视。如钱大昕与王鸣盛二人皆重经学，其工作亦较严密，赵氏之书比之则如附骥尾。故周中孚云：“在近儒评史之书，群推王、钱两家，然惟云崧堪与之鼎立尔。”（《郑堂读书记》卷三六）虽有意扬之，而正透露了当时人之重彼轻此。梁启超也说：“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章）
    《廿二史札记》在史学上既有其特殊的成就，尤其是为读二十四史者起着入门引导的作用，世人之评价遂渐提高。早年即传入日本，为彼邦人士所重视，并予以翻刻。赖襄子成于丙戌年（道光六年，1826年）所写之跋语云：“王鸣盛有《十七史商榷》，钱大昕有《二十二史考异》，皆与赵书同体，而赵可资实用。”又云：“世人往往贵耳贱目，若瓯北者，措诸古人中极难得者，虽曰史学千古一人可也。”（文久元年谦谦舍刊本）其评价已列于钱、王二氏之书以上。民国时期，梁启超谓钱、王二人之书，“其职志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清代学术概论》第十四节）又说：“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并谓轻视赵书者为“陋儒”。（《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章）梁氏虽以三书并举，而隐示赵书有高于钱、王二人之书者。中华书局编印《四部备要》，独取《廿二史札记》而不取钱、王二书，其《书目提要》云：“在清代史学书中，其实用盖在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也。”皆为实有所见之论。到现在，《廿二史札记》为读旧史者必备之书，绝不是出于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