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傅斯年这段话正确到如何程度，它都是非常有启迪作用的，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正统，周乎？商乎？应有更深入的考量。
    《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而后乃东迁》、《姜原》和《论所谓五等爵》也都各有新意，读者可以自己体会。
    对学术事业的贡献
    傅斯年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书才半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史语所的所长职务是一直担任到底的。
    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一时想到的如：陈寅恪、徐仲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1927-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幹、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年）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 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少了2 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说：“（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叶，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药材商人便当做龙骨来收购。金石学家王懿荣看到这种甲骨片，认识它的价值，便多方购求，此后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出版了刘鹗的《铁云藏龟》、孙贻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等。其后，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写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名作。
    这一来，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古董商、药材商蜂拥而至，他们一面搜购，一面聚众私掘。外国“代表团”、“考古家”，也都进来高价购买甲骨。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
    傅斯年对此听在耳里，看在眼里，遂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开始困难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义、利己主义、风头主义一时俱来，他们阻挠发掘或强制停止发掘。傅斯年亲到开封（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权威，下依河南开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办事才干，人事关系才得疏通好，发掘工作才得顺利进行。
    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时间，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15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数次亲到小屯视察指导。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第13次，时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安阳。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我形势日急。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
    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这是他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大贡献。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对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