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十等爵与治安制度结合对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西汉初年，国家为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将二十等爵与治安制度结合起来。西汉国家规定的治安制度是多方面的，在《二年律令》中所见的治安制度，主要有什伍制度、维护治安的激励制度、对危害治安的惩罚制度。西汉国家，在实施这些制度时，一般都与二十等爵结合起来。因而，实际上，二十等爵成为保证这些制度有效施行的基础。以下对此分别说明之。
    （一）西汉国家以二十等爵为基础，对编户齐民进行什伍编制。对国家编户齐民进行什伍编制，在商鞅变法时，就开始实行了。《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西汉初年，国家依然承袭秦制，对地方里组织中的居民实行什伍编制。不过，西汉初年，国家实行的什伍编制又有不同于秦制的方面。《二年律令·户律》：
    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位伍，以辨□为信，居处向察，出入相司。又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田典更挟里门钥（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之作田者；其献酒及乘置乘传，以节使，救水火，追盗贼，皆得行，不从律，罚金二两。[1]
    由这条律文可知，西汉初年，国家确定实行什伍编制的范围，是以二十等爵作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西汉国家以五大夫爵为标准，将五大夫以下的编户齐民都纳入到什伍编制之中。当然，在这个范围内，既有有爵者，还有无爵者。
    西汉国家将五大夫爵作为实行什伍编制的标准，是与这个爵位上下所包括的社会阶层不同有密切关系。《二年律令·赐律》：
    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入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袅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1]
    这条律文说明，在国家赏赐时，二十等爵可以与官秩相比照。其实，西汉时期，二十等爵与官秩比照，并不限于赏赐，在其它各方面都是可以比照的。然而，在具体实施时，又有变动。在这一律文中，五大夫相当于秩级八百石的官员。可是，在西汉国家赐爵，五大夫爵并不被视为与八百石官员的地位相同。《汉书》卷三《惠帝纪》：
    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盾、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骖乘赐爵五大夫，舍人满五岁二级。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六百石以上万，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减田租，复十五税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
    在这一诏令中，是将五大夫爵与吏六百石并提，说明在西汉初年，五大夫与六百石秩级的官员的地位是相同的。可是，在《二年律令·赐律》中，却将五大夫与吏八百石相比照，恐怕与当时国家要提高对有爵者的赏赐有关。因为在《汉书》记载中，不仅在西汉初年，就是在以后的赐爵中，国家都是将五大夫爵与吏六百石秩级相比照的。
    五大夫爵可以比照六百石的官员，是与西汉国家，对“吏爵”和“民爵”的划分有关。《汉书》卷八《宣帝纪》：
    （本始元年）五月，凤皇集胶东、千乘。赦天下。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租税勿收。
    这里所说的“天下人爵”，当为“天下民爵”。由此来看，显然五大夫以下，是属于民爵的范围。这种理念在东汉时期还保留者。《论衡·谢短篇》：“赐民爵八级，何法？”就说明这一点。日本学者西岛定生认为，汉代国家以五大夫为界限，分为民爵和吏爵。[2]这一看法是正确的。由此可见，西汉初年，国家以二十等爵为基础，将实行什伍编制的居民，限制在具有民爵和无爵者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里组织中，具有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袅、公士爵位者以及公卒、士伍、庶人这些无爵者，都要按什伍之制编织起来。
    西汉初年，国家根据二十爵位来推行什伍之制的做法，在西汉的中期，依然继续实行。《盐铁论》卷十《周秦篇》：
    御史曰：“……故今自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谁责乎？”
    由此可见，西汉中期，国家将关内侯以下的居民也都纳入了什伍编制之中。这说明，在这一时期，国家对居民实行什伍编制已经基本取消吏爵和民爵的区分，将除了列侯爵之外的居民，全部都纳入到什伍编制中。显然，西汉中期以后，国家是要更强化对居民的什伍编制。因而，这种做法就使二十等爵与什伍编制的结合更密切了。西汉中期，国家继续加强这种做法，表明西汉初年，国家以二十等爵为基础，来实行什伍编制，对维持国家的治安秩序是有利的。因此，在后来，西汉国家才能够采取提高爵位的方式，使其继续与什伍编制相结合。
    西汉初年，虽然国家实行什伍编制并不包括全部有爵者，仅限于五大夫以下的居民，但是，应该看到具有民爵和无爵者大部分属于社会下层居民，并且，数量众多，因此，这是国家重点要维持治安秩序的群体。对这一群体实行什伍编制，对基层里中的治安秩序的稳定，无疑是有益的。据前引《二年律令》规定：“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为信，居处向察，出入相司。又为盗贼及亡者，辄谒吏、典。”这就是说，纳入什伍编制中的居民家庭，是以“比地为伍”方式来编制的；在什伍编制中的居民要以“辨”作为凭信；什伍编制中的人还有相互举报的责任。可见，国家对纳入什伍编制中的基层里中居民行动，具有很强的法律约束。因此这种编制起到的社会效果，正如《管子·禁藏篇》：“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之人，人无非其之里，里无非其之家，故亡奔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匿。”显然，西汉初年，国家通过对基层里中居民的什伍编制，起到了对居民强化控制的作用。而二十等爵所起到的划定居民标准作用，有效地保证了这种强化控制的实现。
    （二）西汉国家通过拜爵，形成维持社会治安的激励机制。在西汉初年，国家为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形成维护社会治安的激励机制。国家将这种机制与拜爵结合起来。《二年律令·贼律》：
    儌外人来入为盗者，要（腰）斩。吏所兴能捕若斩一人，（拜）爵一级。[1]
    这是说缘边的人扰乱内地的社会治安，被视为盗，同时，对官员征发捕斩盗贼的人，通过拜爵一级给予奖励。这种奖励，实际上，就是对维护社会治安的有功者的激励。其实，这种做法，在二十等爵创立之初，国家就开始实行了。《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索隐》曰：“谓告奸一人则得爵一级，故云‘与斩敌首同赏’也。”可见，在商鞅变法时，是将二十等爵与奖励军功以及维持社会治安联系在一起的。在对立军功者和维持社会治安有功者的奖励上，是没有差别的。在西汉初年，国家实行的以拜爵来鼓励人们协助国家维持治安的做法，这是对秦制的承袭。
    从《二年律令》的规定来看，国家为维持社会治安，而实行的拜爵，主要有：鼓励对盗贼的抓捕；鼓励对诸侯国间谍的擒获；鼓励捕获盗铸钱者。关于对盗贼的抓捕的激励，在前引律文中，已作说明。对于鼓励对间谍和盗铸钱者的捕获，还要详细阐述。
    西汉初年，国家分封的各诸侯国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这些诸侯国，实际上，是对中央政权潜在的，或公开的威胁势力。他们经常派间谍到中央政权的直属郡活动。固然，间谍活动是要刺探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然而，间谍的活动也对国家治安秩序产生影响。《二年律令·捕律》：
    捕从诸侯来为间者，（拜）爵一级，有（又）购二万钱。不当（拜）爵者，级赐万钱，有（又）行其购。[1]
    由此律文可知，当时国家以拜爵一级为激励机制，鼓励对间谍的捕获。显然，这种做法，对维护国家直属郡的社会安定，是必要的措施。
    西汉初年，国家对于扰乱经济秩序，主要是盗铸钱者，国家也以拜爵的方式鼓励对这些人的擒获。《二年律令·钱律》：
    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许之。[1]
    很明显，西汉国家对擒获“盗铸钱者及佐者”的鼓励做法，与捕获盗贼和间谍的鼓励是相同的，都是拜爵一级。这种激励机制不仅可以限制盗铸钱的违法行为，而且，对中央政府控制铸币权也是很有利的。
    西汉国家，固然是通过拜爵一级的方式，形成对维持社会治安有功者激励机制。但是，国家对维持治安有功者的拜爵，并不是无限制的。前引《二年律令》：“其斩一人若爵过大夫及不当（拜）爵者，皆购之如律。”这就是说，国家对维持社会治安中立功者所拜爵位不能够超过大夫级。在二十等爵中，大夫爵以下，属于小爵范围。
    西汉初年，拥有小爵的国家编户与拥有侯、卿、大夫爵者，在获得的权益上，相差明显。这种有爵者在权益上的差别，表明这些小爵的拥有者，无疑都是属于国家的下层平民。因此，西汉国家对维持社会治安有功者的拜爵措施，只是实施在下层平民中。这些下层平民是广大的社会群体。这种做法表明，西汉国家是要通过维持社会治安的激励机制，使社会中的下层群体与二十等爵紧密联系起来。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持社会治安的稳定，并且，也使社会下层群体在二十等爵的秩序中，明确自身的社会地位，因而，这就更有利于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