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对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西汉初年，国家确定了赏赐制度。当时赏赐制度包括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既有对个别有功者的赏赐，也有对官员的赏赐，还有对所有编户齐民的赏赐。既有临时的赏赐，也有固定的赏赐。本文所说的，是对编户齐民给予的固定的普遍的赏赐。关于这种赏赐，在文献中有记载。如《汉书》卷四《文帝纪》：“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又如《汉书》卷八《宣帝纪》：“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可见，在文献记载中，西汉国家对编户齐民的普遍赏赐是与赐爵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这种赏赐还仅限于以百户为单位的女子以及鳏寡孤独者。实际上，西汉国家对编户齐民的赏赐，并不限于这一种方式。《二年律令·赐律》：
    赐衣者六丈四尺，……五大夫以上锦表，公乘以下缦表，皆锦里；司寇以下，布表、里。[1]
    又《赐律》：
    赐棺享（椁）而欲受赍者，卿以上予棺级千、享（椁）级六百；五大夫以下棺钱级六百、享（椁）级三百；毋爵者棺钱三百。[1]
    这两条律文说明，西汉初年，国家要向编户齐民赐衣和丧葬所用的棺椁。赐衣还不限于编户齐民，司寇以下的劳役刑徒也包括在内。在西汉初年，国家还向官员和普通的编户齐民赏赐食品。无爵者也可以获得这种赏赐，“毋爵者，饭一斗、肉五斤、酒大半斗、酱少半升。”[1]除此之外，“司寇、徒隶，酒少半斗，盐廿分升一。”[1]
    由此可见，西汉初年，国家对编户齐民普遍实行赏赐衣服、棺椁钱和食品的制度。赏赐的物品不仅有有爵者，还有无爵者，甚至司寇、徒隶也包括在内。
    西汉初年，国家对编户齐民，甚至编户齐民之外司寇之类的刑徒，都给予赏赐，自然是要以此来体现国家的统治意志。从西汉国家统治的特点来看，编户齐民是国家进行统治的基础。他们是国家徭役和赋税的来源。国家只有使编户齐民稳定，才能够使其统治基础获得保证。因为如此，国家就要通过赏赐来表现对编户齐民的恩恤。《大戴礼记·礼察篇》：“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行此之信，顺如四时；处此之功，无私如天地尔，岂顾不用哉？”《春秋繁露·保位权篇》：“故圣人之治国也，……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这些对先秦古制的追述，都说明国家的赏赐是实行对民统治的手段。由此来看，西汉初年，国家规定对编户齐民民的赏赐，其目的也正是要使社会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
    西汉国家为使赏赐能够更有效地在编户齐民中，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使赏赐与二十等爵密切的联系起来。其实，国家将赏赐与爵位相联系是一种古制。《礼记·祭义》：“禄爵庆赏，成诸宗庙，所以示顺也。”《礼记·祭统》：“夫祭有十伦焉，……见爵赏之施焉。”《礼记·祭统》：“古者于也，发爵赐服，顺阳义也。”显然，在礼书中，都强调爵和赏赐结合的重要性。然而，爵和赐又不相同。《礼记·中庸》：“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大戴礼记·保傅篇》：“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都是说，爵位是用来区分贵贱的。而赏赐则是国家体现恩恤的方式。西汉时期，先秦古制，对国家的施治方式还是有很大影响的。西汉初年，国家正是在改造古制的基础上，使爵位和赏赐实现了密切的结合。其表现就是，使二十等爵贯穿于国家的赏赐制度中，根据二十等爵将赏赐的物品的数量和质地分成等级。
    从赐衣来看，虽然受赐者都可以获得六丈四尺的衣料，但是，爵位不同，衣料的质地差别很大。《赐律》：“五大夫以上锦表，公乘以下缦表，皆锦里。”[1]这就是说，五大夫以上和公乘以下，都可以获得丝织品的赏赐，只是五大夫以上为锦，而公乘以下为缦。锦为高级丝织品，缦为普通丝织品。《赐律》还规定：“司寇以下，布表、里。”也就是说，国家只对丧失自由身份的刑徒，赏赐布质地的衣服。由此可以看出，无爵的编户齐民可获得与公乘爵以下相同的质地衣服赏赐。因此，可以说，国家赐衣是分为三个等次：侯、卿为一等次；大夫、小爵、无爵的编户齐民为一等次；司寇以下的刑徒为一等次。
    赐棺椁钱也分为三等次。一等次为侯、卿；二等次为大夫、小爵；三等次为无爵者。刑徒不受棺椁钱。
    国家对酒的赏赐也是等次分明的。《二年律令·赐律》：
    赐吏六百石以上以上尊，五百石以下以下尊，毋爵以和酒。[1]
    这条律文规定并不是只限于对官员和无爵者赐酒。因为无爵者可以被赐给“和酒”，有爵者当然就更应该被赐予酒了。根据以下要提到的官员秩级与爵位的比照，六百石秩级的官员相当于公乘的爵位，五百石秩级相当于公大夫、官大夫爵位。这就是说，公乘以上可以获得上尊酒；公大夫、官大夫以下有爵者可以获得下尊酒。国家在赐酒上，规定的爵位标准和赐衣与棺椁钱的标准略有差异。
    当时国家不仅在赏赐上确定了依据爵位来规定赏赐衣装、棺椁钱的标准，并且，在对官员的赏赐上，国家确立了官员秩级与二十等爵相比照的规定。《二年律令·赐律》：
    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袅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1]
    在官员秩级低于其爵位时，国家的赏赐以爵位为标准。《二年律令·赐律》：
    吏官痹（卑）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赐之。[1]
    这二条律文说明，在国家的赏赐中，二十等爵是进行赏赐的依据和基础。这样，国家在对编户齐民赏赐中，就使爵位的等级明显的体现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规定对有爵者赏赐的等级界限，基本是以公乘为界限的。这就是说，国家是将赏赐分为侯、卿和大夫、小爵两大等次。这样规定保留着古爵制的遗义。《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刘昭《爵制》：“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合关内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义。……秦依古制，其在军赐爵为等级，其帅人皆更卒也，有功赐爵，则在军吏之例。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义也。自左庶长以上至大庶长，九卿之义也。关内侯者，依古圻内子男之义也。秦都山西，以关内为王畿，故曰关内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国诸侯之义也。然则卿大夫士下之品，皆放古，比朝之制而异其名，亦所以殊军国也。”这就是说，二十等爵分为侯、卿、大夫、小爵四个等次，是对古爵制的承袭。《周礼·夏官·行司马》：“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这说明，在西周、春秋，卿可以担任军队组织的军将，而大夫则不能。卿的任命一般由天子来决定。《礼记·王制》：“天子三公、九卿。……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可见，只有小国之卿和次国一卿，由诸侯任命，因此，无论天子之卿，还是诸侯之卿，其地位都是很特殊的，与大夫不同。西汉国家赏赐，卿等次与大夫和小爵等次的不同，当是对古制的承袭。正因为如此，西汉初年，国家对二十等爵中卿等次的各爵，规定可以比照千石秩级的官员。千石秩级之官，在中央，可以是丞相、太尉长史、御史大夫之丞、还可以“自太常至执金吾，……丞皆千石。”[4]在地方，则可为县令。很明显，国家的赏赐活动，是将处于“卿”等次范围内各爵置于突出的地位。
    西汉初年，尽管国家在赏赐上，具有明显的等级区分，可是，这种等级区分正表现了二十等爵在赏赐制度上的重要作用。西汉国家以二十等爵来区分赏赐的不同等次，正是要将编户齐民纳入二十等爵的序列中的重要方式。在国家实施赏赐时，使编户齐民在社会中所处的等级有明显的体现。这样，就在国家不同的赏赐中，表现出编户齐民的尊卑和贵贱。这种尊卑和贵贱是与国家所给予的利益相联系的。因此，以二十等爵为基础的国家赏赐，实际上，是要造成编户齐民对由于爵位的不同而获得的权益不同的认同，进而使编户齐民的各阶层既有等级区分，又有不同利益的获得。在这样的基础上，使西汉国家要形成的尊卑有序的统治秩序，能够获得充分的体现。
    总而言之，在《二年律令》中所见与二十等爵密切联系的制度有授田制度、治安制度、养老制度和赏赐制度。西汉国家将二十等爵与这些制度结合，是要充分发挥二十等爵对社会的调控作用，进而使这些制度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且，使国家的统治出现尊卑有序、等级分明的局面。应该说，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国家将二十等爵与这些制度的结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原文参考文献：
    [1]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2]（日）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二十等爵制研究[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3.
    [3]班固。汉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序[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