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癸开夏雨花台失守而不及救，“反行下游放师苏、浙”。
    （六）王长次兄为忠正之人，洪仁玕为才学之士，而李秀成不认不信。
    （七）批评李秀成“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王长次兄、附马等”。
    洪仁玕在直接批评李秀成的同时，也批评了其他一些人，并连带述及一些重要情况，其要者有：
    （一）批评章王林绍璋为“佞人”，对安庆失守负有罪责。
    （二）批评英、忠、章王忌洪仁玕认真负责，而洪秀全不能公平处理。
    （三）述及王长次兄、幼西王等虽居高位，只是对亲臣、功臣之后的荣宠，兵粮之权都在李秀成。
    由上可见，这篇“文书”虽现存不过一千字，但涉及的问题既丰富又重要，而且是我们过去不知或不详细知道的。
    如关于李昭寿。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三月，李秀成克安徽滁洲，将滁州交李昭寿镇守，自己与部将陈坤书等驻全椒，拟打通江浦、浦口，以救援被围困的天京。而李昭寿却于九月即以滁州叛降清钦差大臣胜保，不久又勾引其同类、太平天国浦口守将薛之元叛变，对太平天国造成很大损害。对此事，李秀成曾追悔自己“目不识人”[1]，并且知道自己对李昭寿“重情深待，……我手下各人不服”[2]。这与洪仁玕的批评可互相参证。但李秀成与李昭寿有戚谊及八拜之交则为过去不知。李秀成以私情而调动守将，自然是一个错误。李昭寿原非太平天国中人，甲寅四年聚众起事，为捻军之一支，旋败降于清皖南道何桂珍。至丁巳七年又杀何而归太平天国。其时石达开出走远征，陈玉成、李秀成招引皖北捻军以增强力量，支撑危局。但捻军与太平天国并无共同信仰和理想，李秀成与之八拜结交、联姻，其用意可能是为了团结李昭寿，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和失败。
    关于苏、常守将迭更、用人不当、谭绍光为军民不服的批评。这是我们所知甚少的问题。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四五月，李秀成等以消灭清江南大营之余威，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等地。六月进军上海无功，八月李秀成回苏州后，将苏省军民各务交与陈坤书接任，自己即策划进军江西、湖北，至辛酉十一年（1861）岁末才回苏州。其间，除陈坤书外，谭绍光、陈炳文、邓光明、廖发寿等都曾分别或先后在苏、常、嘉、杭任首将，如何更迭及迭更中引起何种问题，已难详考。陈坤书原为李秀成部首席大将，受命代管苏州和全省事。但当李秀成于辛酉年回师浙江、克复杭州回苏州时，他却不在苏州。李秀成在供词中指责他纵兵扰民，所以离开苏州去常州，又用银钱买通得封护王，以脱离李秀成的管属。谭绍光于壬戌十二年秋起为镇守苏州首将。其时苏州城内太平军将领各有自己指挥的部队，有的人官爵与谭相若。谭之不能完全掌握局势，从后来苏州失陷时谭为叛将刺死可以得到说明。李秀成“自述”称慕王谭绍光和叛将纳王郜永宽“少年结怨至今”，他们在平时也必然积不相能。洪仁玕的签驳“文书”称因李秀成“用人不当，致吴江先误，隔断苏、杭”。按1863年苏南战场紧急时，吴江失守，使苏州南路援绝。吴江失守与“用人不当”的关系，以及“杭、嘉各专己见，不遵忠王号令”的事实，均为今所不详，有待细考。洪仁玕的这些批评都值得在以后的史事研究中认真发掘。
    关于壬戌年回援天京迟缓及贪功冒进失利事。壬戌十二年（1962）春，李鸿章以上海为根据地，由“常胜军”配合，反攻苏、松。李秀成从苏州出战并反击，包围松江府城。正当紧急关头，曾国荃自上游而下，占安徽巢、和、芜等地，进犯天京。天王洪秀全急诏李秀成回援，而李秀成却建议由苏州解粮回京长期坚守，然后再战曾军，自己并不回京。在一日三诏严催下，李秀成不得不于八月回援天京。行前他两次召开会议，有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慕王谭绍光、堵王黄文金等参加，议定会合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共十三王，号称六十万人（实有十余万），会攻曾军。但此战目标虽是解围天京，战线实分三处，即“北扑金陵，南扰宁国，中犯芜湖金柱关”[3]，直接在天京城外作战者主要是李秀成和李世贤。二李在南京城外与曾军大战45日无功。李秀成贪功冒进失利之事，则为过去所不知。洪仁玕此段批评的重点应是“诏谕严催”而李秀成奉诏迟缓。李秀成有自己的战略思想，认为应待师老敌疲再战，而回援迟缓则是事实。
    关于雨花台失守而不及救，反行放师下游苏、浙的批评。李秀成回援天京无功，受洪秀全严命进兵江北，实行“进北攻南”战略。但皖北严重缺粮，征战不利，而天京城外的要塞雨花台却于癸开十三年（1863）五月因守备疏忽而失守。李秀成奉诏急返，渡江时清军已占沿江及江中要塞，李部损失惨重。李秀成留守天京，但此时李鸿章、左宗棠大肆进犯，苏、浙危急。天京和苏、浙俱紧迫，李秀成要求去苏杭救援，“奏三求四，亦是不从”[4]，最后有条件地允他出京。看来洪仁玕对李秀成此举是不满的。
    洪仁玕说，他原来心存厚道，本不想对自己人有什么指责，但看了《李秀成供》，“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旁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等”，他认为不公平。关于李秀成得胜时据为己功的品性，在他被俘后的自述中亦颇有流露，如叙述丙辰六年救镇江之役忽略主帅秦日纲即是。至于败绩时的责任，洪仁玕提出了对太平天国研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兵粮之权归谁掌握？”他说，幼西王、王长次兄等虽然爵位尊显，不过是对亲臣和功臣之后的荣宠，“岂有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李秀成曾指陈，洪秀全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王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骓马，然后才是陈玉成和他。洪仁玕提出了另一种考察太平天国用人得失的思路，值得研究者注意。
    洪仁玕在“文书”中对章王林绍璋的批评，用语更为严厉。洪仁玕指斥他“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是“佞人”。林绍璋，广西人，参加金田起义。甲寅四年（1854）因湘潭丧师革职，至戊午八年（1858）经李秀成保举出任地官又副丞相[5]。庚申十年（1860）封章王，参与处理朝政。其人“无本领”，为清方所周知；但李秀成则认为他“勤劳”、“能吃辛苦”[6]。李、林可能较接近，故洪仁玕认为李秀成信任“佞人”，以“柔猾之言为之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