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具体指责林绍璋的一件大事，是辛酉年安庆失陷时林的表现和责任问题。安庆是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重要屏障，又是英王陈玉成主管地区的首府。庚申十年（1860）春，太平天国正向下游苏、常胜利进军时，曾国藩军却从上游进逼安庆。至辛酉十一年（1861）春，太平天国几次救援无功，安庆周围要地尽失。天京方面派出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等率军赴援，他们取道江北，由江浦、全椒、和州、巢县、庐江抵安庆以北的桐城。该年5月，英王与干王、章王等的援军同敌军在桐城安庆之间的挂车河等地大战数次，均未得手[7]。是年9月，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守庐州，次年5月至寿州被诱执不屈死。对林绍璋在安庆失守中的责任，洪仁玕给予了很重的谴责：“章王畏罪，弃江北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哀饶生命，又求英王阮（原）其不力之愆。”林如何弃江北不守不战，情形现难确知；清方的史料和今人关于太平天国战史的专著均未涉及。残留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只揭示，当洪、林等赴援抵桐城之初，议定经练潭与在安庆城外的陈玉成会合，会击挂车河之敌军。而林绍璋却临期致函陈玉成以军粮不继为由，说欲“移营鱼塘岗”。陈玉成得讯，立即于四月初二日（5月13日）专人送去复函，痛切陈词，其中有云：“……且殿下身居王位，如何酌议军机反复无定，将官不能用命，且而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又说：“总之，国土生灵，皆是真圣主之国土生灵，兄等不过辅佐之臣，祈殿下察之”，要求林绍璋照前议，“万无更移”[8]。但林绍璋不待陈玉成复信，已经移营。这封信所揭示的除林绍璋某种责任外，更显示出太平天国在军事指挥上不能集中统一的弱点。
    “文书”说，这年冬洪秀全将陈玉成、林绍璋、洪仁玕俱革职。这里婉转地批评了洪秀全。“文书”中有“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之句，称颂天王“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但接着说洪秀全的处置却是“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并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两方各打五十板。而且，洪秀全“旋复章王林绍璋之爵，不准王长次兄及予干与朝政，内则专任章王、顺王掌政，外则专任忠、侍、辅王掌兵”。这段话虽未加一字之贬，但对处理不公之批评却是跃然纸外的。
    洪秀全以何理由斥革三人？“文书”没有详说。但台北收藏的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的亲笔自述说，辛酉年冬月，“安省失守本章触怒天王，革去军师、总裁、王爵”。洪仁玕既认为林绍璋对安庆失守负有大罪，本章必然对林有所责备。这触怒了洪秀全。英王陈玉成、章王林绍璋之被斥革，“文书”说是由于“不力”。“不力”自是原因，但对陈玉成则似乎还另有缘由。陈玉成退守庐州后，壬戌十二年（1862）正月在给部将的信中说：“至去岁耘天燕之案，曾经兄直奏回朝，致触圣怒，复命敬王、畏王捧圣诏三道、圣旗一道，责兄前退太湖，复退安省，又失挂车河之约，致章王退桐城、庐江、无为等处，皆罪在兄。现已荷蒙圣恩，出以赏罚革黜。”同日致另一部将函中说：“今兄因偶见朝中办事不公平，兄在庐郡具本启奏。现下不以本章为然，小事酿成大端。”[9]可见陈玉成之被斥革，与耘天燕案、与具本启奏朝中办事不公有关。耘天燕案，其情由现已无可考。首席大将因此案、因朝中办事不公而上谏，洪秀全不悦，遂至二罪并发，将安庆失守之事也一起算帐。在上述陈玉成责备林绍璋的信中，我们见到因移营而失会击挂车河之约的是林绍璋。洪仁玕的“文书”也指责林绍璋放弃江北不守不战，而洪秀全的圣旨却说失挂车河之约和造成林绍璋退却之责在陈玉成。当时情况可能很复杂。这使陈玉成心灰意懒。李秀成述及此时陈玉成的心情说：“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愚忠于国。”[10]陈玉成因奏事被斥革，洪仁玕也因奏安庆事被斥革，而且不得与闻朝政，原由他主持的外交事务也移交给了林绍璋[11]。这些大约都是辛酉年冬的事，但时而不久，情况又大有反复。据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亲笔自述说：次年春，林绍璋被贬出京，而洪仁玕则恢复军师之职，总掌朝政。这一起伏，显示了当时太平天国朝中急速的派别斗争。洪仁玕在“文书”中，在其他各篇“自述”中留下的一些朝政纷纭的记录，使读者感觉到了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些内在原因。
    这件“文书”述及的一些太平天国朝政变动的情况，有助于澄清一些具体问题。洪仁玕撰著经旨准颁行的《诛妖缴文》、《钦定英杰归真》等书均署辛酉十一年刻，而他本人在书中的署衔却有“钦命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军师”和“钦命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又副军师”之别。从这件“文书”说“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可推知革去军师即是降为“又副军师”。王定安《贼酋名号谱》记洪仁玕名号为“文衡副总裁”，也并非错记，革去正总裁即是降为“副总裁”。但从两本书的署衔来看，革去军师与革去总裁似非同时发生。壬戌春，洪仁玕复职。这一波折是短暂的，革去王爵一事未见如同革去军师、总裁那样在文献上留下印记。也许革去王爵只是“革留”，所以“干王”之称不必改动。上述陈玉成信中说到天王对他“赏罚革黜”而钤英王之印不改，大概也可作此解释。
    洪仁玕指责忠王、侍王、辅王等各坐守某某地，在各该处征钱粮、招兵马以自固而不顾根本。这确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洪杨内讧后至晚期而逐渐形成的普遍、严重的问题。洪仁玕到天京后，见到此种弊病之端倪，提出了“禁朋党”、“赏查由朝廷”等策，但无效果。曾国藩称太平天国各王各将各有“分地”，这虽不能说是拥兵割据，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已不如前期那样指臂相使了。中央天朝仅天京一隅，自须各地支持。壬戌十二年（1862）林绍璋被贬后的任务是赴苏、浙“催粮援京”。洪仁玕说，林被人看不起，各地“闭城不纳，粒饷不得”。癸开十三年（1863）八月因苏杭事急李秀成被允准出京征战，“文书”以为李秀成此次出京是“亲身下苏浙催解兵饷”而收效甚微。洪仁玕自己也以军师之尊而于癸开十三年（1863）出任“捐库征粮使”去各地征粮银[12]，可见天京之困窘。李秀成初克苏、常、嘉后曾向天京输送金银财宝和物资，得到天王嘉奖，其后也颇有向天京输粮银之记载，但天京与各地区间经常性的财政经济关系如何，虽资料稀缺，的确值得注意研究。
    洪仁玕对李秀成的批评，多归结为李秀成“品性的毛病”：变更不一，变迁不常。滁州守将换为李昭寿，苏、常守将迭更，用人不当，由此；“谕令催兵催粮，一无复奏”，也由于“平日变迁不常，临急号令不验之咎”；“苏州、抚（无）锡”叛降于清，“即忠王亦几几不免，皆因忠王变迁不一之咎所致也”，也归结为“变迁不一”。“变迁不一”是“品性的毛病”，似乎是一种缓和的批评，但实际上很难中肯。如苏州叛变（无锡无叛变献城事，应是误记）的发生就难以归因于李秀成的品性。李秀成的号令不验也应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综观这篇“文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它提供了很多新事实、新看法，另一个突出印象是使人感到太平天国存在着深重的内部问题。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忠、侍、章、辅诸王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而诸王如李秀成对地方佐将，也是“临急号令不验”。在人事方面，洪仁玕、李秀成、林绍璋等人之间重重对立，而洪秀全的处置，看来却有些“变迁不一”，不能驾驶自如。太平天国晚期中央领导薄弱而无方，互有厚薄亲疏之别在所不免。洪仁玕新到天京而骤封王爵，众功臣宿将曾多有问难、不服。洪仁玕被俘后的一些“自述”曾详述此事[13]，李秀成为不服者之一。李秀成被俘后，问官记其答词说：“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14]洪仁玕说，李秀成不信他是“才学之士”，李秀成也承认不屑看他的书，这的确是李的偏见。而在洪仁玕，他在这篇“文书”中，在其他“自述”中，对李也不乏过分之词。如上述壬戌年解围天京之战中轰地垅而自伤多人一事，遽责李秀成是为了贪全功不等侍王、辅王到来所致，似是小题大做。侍王路远，到达较迟，辅王则在宁国作战，虽有配合的作用，并无直接到天京城外作战的计划。又责李秀成不及救雨花台之失，其时李秀成正因“进北攻南”战略不利而南归，不可能来得及回救；而且雨花台之失，责任其实在天京方面[15]。洪仁玕“文书”说王长次兄洪仁发、洪仁达是“忠正人”，而李秀成则指责他们无才情，无算计，又搜括民财[16]。事实究竟如何？当时，“洪氏之党”与李秀成、李世贤等的确已各有成见，而且在国家危急之秋还难以同心同德。今之历史研究者不应是洪秀全的史官，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现在发现了洪仁玕的这份文书，当然也不应以洪仁玕的是非为是非，或反过来以李秀成的是非为是非。惟有以科学和客观的态度分析文献史料，才能对太平天国的认识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