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年代学研究是追溯和证明我们民族历史的主要途径之一。自春秋战国起，先贤们对于遥远的五帝、夏、商的年代就开始探索。如当时的《竹书纪年》及各国的史记都探讨了上古那时的年代。至西汉司马迁编《史记》，由于秦火和先秦史籍的散佚，确切年代仅能追溯到西周的共和行政时 （公元前841年）。到后代有贤哲根据某种历史和干支纪年法再向前追溯五帝、夏、商、西周的具体年代，其所系年虽井然有序，但可信程度则大打折扣。因此，现代的教科书对我国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历史仅追溯至公元前841年。
    这种状况于我国的四大文明古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如埃及古王国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2890年以前；两河流域苏美尔地区的城邦国家也在公元前三千年代形成，其确切年代的历史至少是公元前2384～2378年。我国的历史绵延悠久，从未出现断层，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断层累累，情况复杂。按常理推断，我国的历史年代学研究应该更容易些，然而中外历史年代则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当然，埃及有金字塔、两河流域有泥版文书上的楔形文字记载等关键的年代学材料，构成了国外研究成功的主要因素，但除此而外，形成这种反差的有没有主观因素？有没有研究理论和研究手段落后的因素？
    我们认为是有的。我国地下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以及有关的碑刻资料并不少，但深入挖掘其中的年代学意义的工作做的并不多。例如对其中大量记载的历日干支资料综合整理研究的就很不够，甚至是没有综合研究。总的说来，我国先秦年代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
    1.缺乏各学科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对比研究
    研究先秦年代学，主要依靠的资料有：由地层学和标型学建立起来的以考古学实物为主的相对年代学资料；对考古学实物或地层进行科学测算的绝对年代学资料（如放射性碳素断代、热释光断代等）；考古出土实物和传世文物所反映的年代、历日朔日干支等文字记载资料；文献中记载的各种年代学资料；天文史学研究的各种天文历法资料；根据某种历法所推出的历表、年谱等等。上述资料有的连续性差，有的可信度小，且分属于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史学等学科。以往的研究大致局限于学科范围之内，不同材料和学术成果的相互沟通非常缓慢，各学科关于同一年代学问题的对比研究更是少的可怜。而我国散乱的年代学资料决定了我们必须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对比研究，不然就很难发现新问题，使研究深入下去。
    2.缺乏先进的科研手段支持
    过去的研究手段基本上是卡片式的。这与现代的科技发展极不相称，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大规模文本信息的检索和处理成了现实，但这项技术并未引入到年代学研究领域，它编算推导历法、年表的功能，完成历日干支的分析对比功能都不能发挥。因此实现计算机技术和年代学研究的整合是加速先秦年代学研究和突破重大课题的必要手段。
    3.缺乏掌握各学科专业知识（与年代学研究有关的）的科研人员队伍
    年代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它要求研究者既要掌握历史文献知识，又要掌握古代历法和天文知识，还要懂得考古学文化及其判定实物年代的知识，同时还必须具有相当的数学运算能力，这种较高要求并非每个专业人员都能达到。所以建立一支跨学科的专业人员队伍，势在必行。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提出存在的问题，而在于提出某种新的年代学研究的方法。下面我们将在分析现有的各种先秦年代学研究方法的利弊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运用计算机技术、以历日研究为突破口的综合性先秦年代学研究方法。
    二、诸种探索先秦年代方法的分析
    1.考古学的方法
    考古学判定年代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1）地层学：所有文化层出土的实物都有地层的早晚关系， 在上层的较晚，在下层的较早，对遗迹而言，打破的较晚，被打破的较早，这就是地层学。
    （2）标型学：历史上的人们遗留下来的各种实物， 都或多或少具有时代和民族特征，把各种同类遗物进行分型、分式的详密分析并参考某些标准器物的地层关系，就可以把握这种特征，达到判别时代的目的。这就是标型学。
    （3 ）自然科学手段：欲知文化层中的文化遗物和自然遗物的距今年代，经常借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来实现。常用的有放射性碳素断代、树木年轮断代、热释光断代、古地磁和钾-氩法断代等。其中前三者在年代研究中被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