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种与木星十二年运行周期密切相关的“太岁纪年法”，它把周天划分为十二辰，用子、丑、寅、卯等十二支作名称，同时又给它们分别起了十二个年名，依次是困顿、赤奋若、摄提格、单阏等。只是十二辰的计量方向是自东向西，和木星运行的十二次计量方向刚好相反。在十二辰中依次运行的不是木星，而是一种星占学假想的神秘物，称作“太岁”、“岁阴”等。太岁运行至寅，此年就名“摄提格”，其星占学含义是：“摄提格之岁，岁早水，晚旱，稻疾，蚕不登，菽麦昌，民食四升。”（《淮南子·天文训》）其它各年名也都有相似的占辞。显然创立“太岁”概念的宗旨也是星占。之所以称作“太岁纪年法”，是因为它有明确的年名，在客观上具有纪年作用，并在战国中期以后的秦、楚地区及西汉时期得以实际应用。
    太岁纪年法对于考证某些历史年代悬案有重要意义。如屈原自述诞生年名是“摄提”，大致可知其诞生于公元前339～343年之间。但西汉以后的学者却用此法推算共和以前年代。最典型的是汉代刘歆《世经》，他基于岁星与太岁相反运动的相应关系， 用当时发现的岁星每隔144年超一次的超辰率，并根据他的三统历法及有关文献记载，推算出了上迄帝尧元年（岁星在鹑火，太岁在癸未，年名协洽）下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王莽以后应出班固续纂）太岁纪年的二千余年的历史年代。这个年谱，虽然是中国年代最长、时间最早且又系统的年谱，但它的疏阔甚至是虚构也是惊人的。在当时条件下，仅根据144 年的超辰率（其实约为84年）和残缺不全的共和以前的年代学记录，是不可能推出正确的年谱的。史家评论说：推定古代年代，既与实事悬殊，遂乃横肆窜乱，窜乱不足，更益之以虚构，盖不仅下误千载，抑且上诬千古者矣。（注：刘坦：《中国古代之岁星纪年》，第33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12月版。）这种评论虽有过之，但刘歆窜改和虚构史实则是确实的。要之，欲用“太岁纪年法”推算共和以前的年代，必须以当时实测的岁星位置或可信的文献记载为依据。舍此别无良法。
    （3）干支纪年法。 它是自东汉《四分历》开始行用的以六十为周期的纪年法。六十干支商代出现，但仅用来纪日。干支纪年法的发明应与太岁纪年有关系。干支纪年的十二个年名，与十二地支相对应；它的十个“岁阳”名称--焉逢、旃蒙、柔兆等--也与甲、乙、丙等十天干相对应。如《史记·历术甲子篇》的“焉逢摄提格”之岁，其实就是“甲寅”之年。但真正使用干支纪年是在东汉前期。东汉以后，干支纪年法和王年纪年法共同构成了中国纪年的两条主干，古今学者也都用干支表示年谱年历，在年代学上有重要意义。
    （4）大事纪年法。此法仅见于出土文字资料的楚国竹简， 当时楚国行用的纪年方法。如“秦客公孙鞅问王于郢之岁”（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包山楚墓）等十余条年名记录，经考证，大致是公元前360～300年之间的楚历年名记录。这种纪年法对战国年代考证有积极意义，但它严重依赖於事，且地方性、阶段性都很强，于共和以前的年代学研究意义不大。
    3.历学推算方法
    我国的历法起源颇早，《尚书·尧典》所记“四仲星”，就是约公元前21世纪的天象，证明那时已有二分二至的概念；《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也基本上可视为夏代留传下来的以观象、观物授时的一部原始历法。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历法是用干支纪日，平年十二个月，闰年加一闰月，置于年终。至于月、年长度目前还不能确定，朔、望、晦的概念还未形成。至西周就有大月三十、小月二十九日的明确的朔望月概念。而且遗留有大量的历日干支。春秋战国时期已进入了科学治历阶段，史载有“古六历”，被证明当时应用的是“颛顼历”。它以365.25日为一回归年，以29.4375日为一朔望月，设19年7闰的闰率。颛顼历行用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为太初历取代，此后至今的两千余年中，有一百余种历法问世，行用的有数十种。
    历学方法是解决共和以前年代的有效方法之一。因为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和文献中记录了大量的历日、朔日、望日、日干支，有的还系有王年、月，如果用某种适宜的历法把这些历日干支正确地排列起来，就可以得到一段由干支日积累组成的时间长度，再用标准历点（具有年、月、日干支的历点和天文年代学提供的历点）进行检验后，就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历谱。李仲操先生利用西周书、器历日对西周年代的推算，正是这种方法的有益尝试。（注：李仲操：《西周年代》，文物出版社， 1991年9月版。）其结论足可自成一说。如果再能运用计算机手段，对先秦所有的历日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对比研究，可能会有更多的正确结论问世。
    4.天文史年代学推算方法
    为了农业授时和星占的需要，我国先民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观测天象，并遗留下来不少的日食、月食及其它星辰的观测记录。运用现代天文计算，可以精密地计算出这些天象发生的时间，即观测者当时的观测时间。如果天象记录系有明确的王年、月和日干支，则可提供一个标准历日和当时至现在的准确日数。因此，它是研究历史年代学的时间标尺。如天文史学对于夏代“仲康日食”、《尧典》“四仲星”的推算；对于商代武丁旬壬申夕“月有食”的推算（约前1309年）；对西周武王伐纣“彗星出”的推算（约前1057年）；对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的推算（前776年9月6日）等； 都为共和以前年代学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参考依据。特别是张培瑜先生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对于西周中期以前依据天象颁历的时代（自前1500年始）给出了全部真实天象和公历月日；西周中期以后则给出了当时行用各历的朔闰表，包括朔望分至八节日食等的年、月和日干支，所有天象结果时刻都准确到一分钟以内。为先秦年代学研究提供了十分便利的工具书。
    但是，根据天象推算的年代与实际历史年代并不一定相符，因为历史上的天象观测由于水平的限制，往往导致历法的“失天”，如果“失天”在年终或月终，就会出现一年或一月的误差。所以，恢复真实的历史年代，必须结合其它的年代学研究方法作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