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论的特色
    乾嘉朴学在训诂、考据、校勘等文献学范围成就显著，也可以说是微观研究发达的时代。但在宏观研究方面却大为逊色，就学术界整体而言，理论思维相当薄弱。梁启超对于朴学家治学路数非常熟悉，他在广州学海堂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对于朴学家的成就作过高度评价。又由于梁氏有近代眼光，因而洞悉朴学家沉醉于细小问题的考据、缺乏思想创造力的弱点，曾一再有过切中要害的批评。他称考据学“支离破碎，汩没性灵”〔7〕。“昔传内廷演剧，触处忌讳， 乃不得已专演《封神》、《西游》牛鬼蛇神种种诡状，以求无过，本朝之治经术者亦然，销其脑力及其日力于故纸之丛，苟以逭死而已。……近汉学之昌明，禀兹例也。流风既播，则非是不见重于社会，幽眇相竞，忘其故也。呜呼，斯学之敝中国久矣！”〔8〕梁氏又总括说：“乾嘉以后， 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前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渐渐成为化石了。”〔9〕
    在此“思想界渐渐成为化石”的时代，却有赵翼的议论放射异彩！他以独具的识力，另辟蹊径，注重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每能把大量分散材料加以综合，从而揭示出一个时代具有特别意义的问题，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作用。此类条目从形式上看是札记，实际内容却有如今日一篇篇极有分量的论文。其中所蕴含的高明史识和精彩议论，二百年后读来仍然感到具有活跃的生命力。
    札记的史认特色，首先表现在赵翼注重探究历史的“势”和“变”，发掘隐藏在大量分散史实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教训。他总结了这样的警句：“读史以观世变。”〔10〕从西汉初政治局面的特点，东汉的党锢，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一直到明代政治腐败和民众沉重负担等多方面重要问题，都在他探讨和分析的范围之内。他论述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变化，就是“善于捉住一时代有特别意义之问题”的典型。他不仅由大量史实归纳概括出，汉初政治局面出现了由世侯世卿贵族到“布衣将相”的重大变化，而且层层深入地分析这个变化经历了渐变，始于战国，定于汉初，遂使汉初成为“天地一大变局”。而在布衣将相定局之后，旧的残余依然存在，故有分封异姓王，以后又分封同姓王之举。至平安七国之乱以后，王国内任命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至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征辟、选举之势成〔11〕。赵翼史识高明之处，是认识到这是客观条件规定的必然趋势，即使“人情犹狃于故见”，也改变不了客观趋势，最后将旧法扫荡净尽。他又讲“天意已换新局”，“岂非天哉”，在这里，“天”是与人情对举的，实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代名词。他的视野上起战国，下至两汉以后，爬梳了大量分散的材料，加以概括、分析，挖掘出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因此被后来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普遍地采用。
    像这样显示出深刻历史观察力的论述，书中为数不少。再如，魏晋以降曾长期实行过“九品中正制”选举制度，这是人所共知的。赵翼却能对“九品中正”实行之前的酝酿，实行中的利与弊，以后当权者为何长期不予变法的原因，逐层深入地分析。他论证实行“九品中正”的缘起，是因为汉代察举孝廉的制度产生了明显的弊端，“夤缘势利，猥滥益甚”，因而需要有新的荐举方法代替。又从《晋书》分散的列传中撷取材料，论述从提出建议到制度化的发展过程。进而指出九品中正制流弊所在，是中正官评高下“全以意为轻重”，“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即当道之昆弟”，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赵翼以激情的语调揭露说：“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那么，自魏晋迄南北朝三四百年，积弊至极而不予改革，是什么原因呢？赵翼回答说，原因即在“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12〕透过表象，指出当权的既得利益者为其门户私利而顽固不变法，确是一针见血之论。他如“党禁之起”（卷五）、“六朝清谈之习”（卷八）、“六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卷八）、“江左世族无功臣”（卷十二）、“唐节度使之祸”（卷二十）、“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产”（卷三十）、“明初吏治”（卷三十三），以及《陔馀丛考》中的“六朝重氏族”、“谱学”、“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等，也都是揭示一个时期历史特点的重要条目，这里不再一一论列。
    揭露、抨击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弊政，是《札记》史论特色的又一重要体现。
    赵翼怀有正直史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同情民众疾苦的责任感，因此对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罪行深恶痛绝。同时代的朴学家孙星衍有见于此，他赞誉《札记》一书“于前代弊政，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13〕。稍后的张维屏也认为，赵氏“所撰著均能使人增益见闻，通知时事，较之龂龂考据于无用之地者，似为胜之”。〔14〕譬如，赵翼批评汉武帝时治狱案件繁多，治罪严酷，株连极广。又论述历代宦官为害朝政，日在人主耳目之前，以谗媚而售其奸，昏庸之主则妄加信用，于是阉人出入宫廷，口衔天宪，俨然权势在握。“迨势焰既盛，宫府内外悉受指挥，即亲臣重臣竭智力以谋去之，而反为所噬。当其始，人主视之，不过供使令效趋走而已，而岂知其祸及至于此极哉！”〔15〕再如卷十一“宋齐多荒主”条，论述南朝宋、齐独多荒淫凶残的君主，“统计八九十年中，暗昏狂暴，接踵继出”，“是以一朝甫兴，不转盼而覆灭”。赵翼以憎恶的笔调，列举了宋少帝、前废帝、后废帝、齐废帝、郁林王、东昏侯、陈后主等荒主的种种丑行和罪恶。陈后主陈叔宝即位后，荒于酒色，不问政事。大建宫室，奢靡无度，日与妃嫔、文臣游宴，制作艳词，如《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定各种苛税，榨取百姓，滥施酷刑，牢狱常满。隋兵攻至，后主藏匿井中，仓皇竟还不忘带着张、孔二妃下到井中逃命。隋大臣高颎进入宫中，见其臣下所启军事奏章犹在床下，尚未启封〔16〕。赵翼经过认真筛选后所揭示的这些典型材料充分说明，这种荒淫无道的君主，不亡国实天理难容！赵翼深切地同情民众的苦难。他还敢于正视封建阶级残酷压榨激起农民起义的某些史实，承认反抗是由官府欺压榨取而激起，这也是从愤恨封建弊政、同情民众疾苦出发而持有的客观态度。
    《札记》史论特色第三个显著体现，是赵翼对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勇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如对武则天，既讲其残忍滥杀，“千古未有之忍人”，又讲她“纳谏知人，自有不可及者”。书中具列刘仁轨、姚、王方庆、杜景俭、王求礼、张庭珪、朱敬则、桓彦范等先后奏事，武后均采纳照办。历代封建文人认为武后女主称制，违反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因而痛加詈骂，对于武后在历史上有贡献的一面完全抹杀。赵翼则能敢于超越封建伦理的局限，有充分根据地对武后的政治才能和积极作用作了很高评价：“其能别白人才，主持国是，有大过人者……然则区区帷簿不修，固其末节。而知人善任，权下不移，不可谓非女中英主也。”〔17〕冲破封建伦理的偏见，完全从政治家的作为作出评价，这不止在当时堪称是石破天惊的言论，而且至今读来也仍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再如王安石变法，在北宋以后招致了许多谤议，赵翼则认为王安石青苗法的施行“本以利民”，王安石本人“操履峻洁”，实行新法是为了有益于国计民生。新政推行失败的原因，在于任用官员不得人，卑污的官吏更借机侵害人民，“借以行其头会箕敛之术”。从而总结出封建时代本来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措施，一经不肖官吏，辄百弊丛生，所谓“有治人无治法”的教训〔18〕。赵翼对冯道的评论也耐人寻味。冯道在五代历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而自称“长乐老”。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历代以“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伦理为标准，都斥之为“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赵翼则以如何使民众在乱世中减轻苦难为价值标准，提出异于流俗的新看法：处在五代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的局面下，百姓求生而不可得，冯道借助这种处世哲学，却能稍稍减轻百姓的灾难，所以他有“劳来安集之功”。“冯道在唐明宗时，以年岁频稔，劝帝居安思危。以春雨过多，劝帝广敷恩宥。对耶律德光则言，此时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论者谓一言而免中国之人夷灭。”“是道之为人，亦实能以救济为心，公正处事，非貌为忠厚者”〔19〕。赵翼所论含意颇为深刻，不仅深合知人论世、设身处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而且能超越封建伦理说教和抽象的气节观念，因而蕴涵着近代理性意识，读史者于此是不可轻轻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