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学教授柯文（Paul A.Cohen）所著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出版后， 在国内外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学术界围绕书中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Chi na-centered approach或译“中国中心取向”）的方法论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对 蕴藏于其后的历史观--传统与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却未能作更进一步的剖析。① （注：有关这方面的评论主要有：M.Gasster认为，“中国中心观”提出了“我们应发展 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来调和中国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见M.Gasster“Discovering H istory in China:Some Comments on Paul Cohen'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Summer 1987），5.2:151。侯且岸认为：“高度评价‘ 中国中心观’的学术价值，主要肯定这一理论取向在现代中国学发展史上的理论批判作 用和方法论意义。”（《当代美国的“显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罗荣 渠指出，《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主要是“国外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论的评述 ”（《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6页）。）为了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 更为深入的理性思考，本文另辟蹊径，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对“中国中心观”理论实质的 剖析上，认为“中国中心观”集中反映了柯文试图超越西方所界说的“现代性”是如何 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这一理念的执著追求。虽然，它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毕竟 给“西方中心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打开了另一扇透视中国的新视窗 ，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一 柯文对“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理论的批判
    《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主旨，是通过对战后美国中国近世史研究某些主要取向“ 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 [1]（p1）。全书共四章，其中有三章分别对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冲击-回应”、“传 统-近代”及“帝国主义论”三种研究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和批判，只是在最后一 章才正面阐述其倡导的“中国中心观”。虽然，柯文的批判是逐一进行的，但斗争的锋 芒却集中指向“传统”与“现代”（“近代”与“现代”在英文中皆为modern，对这两 概念的适用范围，学术界有争论，本文系同义）两极对立的理论。
    柯文认为，“传统”与“现代”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用它来解释复杂多变 的历史现象容易导致历史研究的简单化。他指出：将“传统”等同于“落后”、“现代 ”等同于“先进”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简单化，因为“传统”、“现代”之类的概念从本 质上讲都是一种“封闭式的概念”，用这种封闭式的研究模式进行历史研究“往往不知 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1]（p80）。例如，“冲击 -回应”模式由于集中探讨了预先设定的问题--中国为何没有较早地更有力地对外国 侵略作出回应？这就很容易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没有联系，或只有很少联系，而忽视了 某些重要事变；“传统-近代”模式因排除了人类经验中某些极为重要的领域，只是因 为一时无法认定它们到底是属于“传统的”还是“近代的”，迫使史家对历史和现实采 取严格的两极划分法；而“帝国主义论”则把帝国主义的西方当做中国经济走向近代化 的决定力量和把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西方。因此，这种简单化的倾向实 际上就把未现代化国家丰富多彩的历史景象变成了十分单一的历史画面，它蕴含着单线 进化的目的论。具体地说，史家如果按照“冲击-回应”、“传统-近代”或“帝国主 义论”模式，势必主要只选择那些不是促进就是阻碍“进步”、“发展”、“近代化” 与“革命”的历史侧面。
    概言之，这三个模式都受同一弱点的制约：即“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 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正如一切带有明显的目的论倾向的取向那样， 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循环推理，因为它们最后在庞大的历史现实中所发现的现象恰 恰就是它们一开始就要寻找的现象”[1]（p5）。因此，历史学家要从这种笼统地把历史 现象归类为“传统”与“现代”的封闭模式中解放出来，必须采取更开放的形式。只有 采用开放式的变化模式，辅之以开放式的问题，才能勾画出一幅对历史事实比较敏感的 中国近世史的画面。
    应当指出，战后美国中国史学界虽然在术语的运用上，经过一番清理，与其前辈相比 更中立些，但总的来说，他们与19世纪的先辈一样“继续按照各民族靠拢西方社会，特 别是靠拢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之制度与价值观念的程度来评定这些民族的进步”[2]。他 们把西方安排为主动的（active）角色，中国则扮演远为消极的或者说是回应的（reactiv e）角色。李文森曾明确地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中国自己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 势必变得越来越模糊”，通过工业化带来的改革社会的作用，中国社会将变成“和近代 西方社会异常相似的社会”。[3]这种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研究取向，明 显地夸大了西方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柯文认为，美国中国史研究存在的这种夸大西方作用的错误倾向，主要是由美国人研 究中国时所采取的思想模式造成的，它的根源是种族中心主义。而种族中心主义对西方 人来说是一个“特殊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自认为是第一批进入近代的人，以为对 近代的了解已着先鞭，于是就自然地倾向于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并为此创造了一整套 知识，集中研究他们发明的、被称为东方的现象，从而使他们的研究在“一切智力上的 探讨、一切求知的过程，都带有某种‘帝国主义’性质”[1]（p132）。例如，李文森把 西方文化视为作用于中国近代文化的一种溶剂或楷模，并从这种观点出发，认定中国必 然自始自终为近代西方向中国提出的问题所左右。这实际上给西方安排了一个令人惊愕 的角色：“西方是中国近代化转变的创始人”，它“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 [1]（p57-58）
    总之，在柯文看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要取向，虽然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各不相 同，但在对待“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有相似或相同的看法，即采用早期现代化理论 关于“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的概念，叙述中国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化的历史。 正是这种近代化理论两极划分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近代化理论其他更加复杂详尽的形式） ，对美国的中国史专家有很大的魅力和诱惑力，使他们都错误地描绘了西方在中国历史 发展中充当的角色，同时也错误地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其结果是导致了“绝大部 分学术研究如果不是按照西方挑战与中国应战的思路加以处理，就是按照‘近代化’- -由西方带入并由西方界说的‘近代化’如何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这一思路加以处 理”[1]（p2）。因此，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必须超越这对“传统与现代性”的范畴。他所 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