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中心观”的内在矛盾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解，总是抱着某种固定的偏见。他们 完全忽视非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路径及其特点，认为西方发 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正是非西方国家将要走的道路。相对于这种历史观，柯文的中国史观 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他针对西方中心史观的流弊，力求摆脱“殖民地史”的框架，反对 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的特质出发探索历 史发展的进程，对美国中国史研究起了真正的思想解放作用。
    但是，由于历史观和历史视野的限制，柯文未能科学地把握住“传统”与“现代”这 对关系，过分强调内部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结果导致了“中国中心观”内在 理路的紧张。
    应当肯定，中国早在西方到来之前已出现了某些新的发展趋向。宋代出现重大的技术 进步；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努力开拓向海洋的发展；以及明清时期经济日益货币化等现 象，都可以被一些史家用来说明中国早在西力东渐之前就已经有了向“现代”社会转型 趋势的依据。但这些变化都未能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定势，使中国从社会内部冲破坚硬的 传统结构外壳，走上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古老的中国正是由于鸦片战争才让西方列强 撞开了长期封闭的国门。西方列强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蜂拥而入，从而加剧了中国 社会离异传统的趋向。这种趋向和清王朝内部衰败的过程相交汇，使中国逐渐演变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了长达百年之久落后挨打的局面。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柯文强调史家应采取“内部取向”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嬗变， 固然更多地关注了中国内部文化传统及其社会结构的运动在社会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 但却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在“西力”巨大的冲击之下被迫转型的历史事实，并导致对 外部势力在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所发生的毒害及其灾难，估计不足。
    对于上述的评价，柯文尽可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中心观” 不否认外来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相反，它所采用的方法更有效地分析了外来因 素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它与以前几种研究模式相比只是“较少地受到西方所确立的历史 重要性之准绳的束缚”，从而“就有可能甚至对来自外部的变化从更加内部的观点进行 探讨”[1]（p175）。
    那么，柯文所说的“更有效地”分析外来因素在中国特殊表现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知 道，柯文1974年所著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一书，曾把沿海和内陆的差异作为解释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地说，就是在深受西方人影响的沿海城市及其 周围，逐渐发展出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西方文化。这一文化与代表传统的内地文化 截然不同，“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 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 外向而非内向”。而且，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还对代表中国传统 文化的内陆构成了挑战。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沿海不断冲击内陆，内陆则试图通过 中国化使这种冲击合法化的历史。质言之，“沿海承担了倡导变革的主要责任，内地则 使变革合法化”[5]（p219）。
    当然，对于此著所阐述的许多观点，柯文后来并不满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近2 0年过去后，他仍对沿海和内陆之说情有独钟。1992年，他在为《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中文版所作的序中称：“如果今日重新构思这一章，我仍会保留沿海与内陆的两分法 ，继续坚持将文化变革区分为开拓与使之合法化两阶段的重要性。”[5]（p2-3）
    可见，柯文所讲的不否认外来因素的作用，并不是说他已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当做 是一个内外因相互交织，辩证互动的结果，他只是通过范围的限定来看待“西方”对中 国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来证明中国中心观的有效性。他指出，如何评估西方对中国的影 响，最好的办法是把19世纪中国历史分成若干个不同层带（zone）：最外层带、中间地带 和最内层带。西方的“冲击”主要适用于最外层带--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的海关、兵 工厂、船坞、留学生、使节等事物，而对最内层带，诸如语言书法，宗教与审美、农村 生活方式与风格等则不适用，因为最内层带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与社会侧面，“不仅不是 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1]（p40-42）。
    柯文在上述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反映了他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的一种内在矛盾性 。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矛盾的存在。为此，他在阐述“中国中心观”时，曾一再强调 “不是认为西方的实际历史作用不重要”，并申言这一概念构架的目的仅仅是“最大程 度地解释历史”，“尽可能少地扭曲历史”。[6]但实际上，柯文采取的却是历史相对 主义的做法。
    历史相对主义倾向是柯文中国史观内在矛盾的根源所在。这在他的新著《历史学的三 把钥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该著中，他一方面相信过去对于现实的影响是存 在的，认为历史学家作为“现实与过去的一个媒介”，只要他们“不停地、灵敏地和尽 可能地诚实”，是能够使过去和现实“在一定范围内能进行有益的交流”。因此，历史 学家要致力于追寻历史和历史研究的独特性，立足中国的内部传统，追溯过去，倾听这 些事实所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 。但另一方面，他又持历史真理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过去事实与历史学家的历史是一 道永远不可逾越的界线，历史学家对这个过去的事实最终是无法理解、无法探知的。因 此，历史学家惟一可行的，就是采取折衷的办法，在“各自的层面”“各自的范畴内承 认其价值”，并作出自己的解释。[7]这种相对主义的做法，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 盾本身，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顿挫了他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锋芒，使他最终未能实现 超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