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超越“传统与现代性”
    柯文对“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理论的批判，是基于他对历史独特性的执著追求 。战后美国史家由于思想上的狭隘主义，使他们把目光局限于自身的社会和文化，并因 此形成了以西方为“典范”的历史发展目的论。这是产生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柯文反对这种狭隘主义和目的论，深信不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各 不相同，认为研究历史的理论框架必需按照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特性，单独设计，否则必 将限制、遮蔽研究者的历史视野；而以前的三个模式正是由于设定了预先的研究框架， 终于使史家的视野局限于一定的历史现实而忽略了另一部分的历史现实。因此，他要求 美国中国史学界摒弃旧有的研究模式，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去发现历史。
    1.在“传统”中探求历史发展的动力。
    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缺陷在于对中国的“主体性”尊重不够。所谓主体性主要 是指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摆脱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条件，自 主、独立地探索和选择现代化的道路、方式、进程和模式。西方学者在研究其自身社会 变迁和现代性时能表现出对自己主体性的全部尊重，而对西方以外国家的主体性则缺乏 应有的敬意，并进而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中。其结 果往往是造成研究的历史被扭曲。柯文认为，美国中国近世史的研究要改变这一现象， 做到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需“不仅把此段历史应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 而且也应视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1]（p3）。
    为此，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专门就中国近代改革运动的思想来源，结合一些学 者的观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述。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这些改革家倡导改革的思想 根源。例如：王韬是19世纪70、80年代标准的西方问题专家，力主按西方方向进行改革 ，可是他在60年代初期以社会、政治批评家与改革家身份初露头角时，并不是对西方而 是对太平天国作出回应；梁启超，虽然是清末传播西方思想的重要人物，但是他的整个 思想则受传统的经世思想之影响。因此，不论从中国国内的思想背景着眼，或从引起部 分改革的日益恶化的政治、社会问题着眼，只要从中国内部的传统来观察19世纪改革运 动，都会产生一幅与传统看法不相同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中，“西方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但对这种地位的理解，要比以前复杂得多，因为我们开始看到和西方打交道的并不是 一个惰性十足的、被动的中国，而是一个长期以来自身经历着重要变化的中国，一个充 满最基本的矛盾与冲突的中国”[1]（p142）。
    我们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传统。它只能从既有的传统出发，根据新的 社会条件进行自我扬弃，并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配置，经过两种文化相斥相纳的涵化 过程，逐渐导向新文化的诞生。也正因为如此，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应该走自己的道 路，有自己的模式，而不能照搬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摆脱西方中心史观的束缚，在 中国的传统中寻找并辨认出中国社会与文化长期变化的模式，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 研究具有决定性作用。
    2.在复杂的历史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两极理论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动态的连续。其最大的特 征是只看到符合西方规范的一些价值和结构，而低估传统社会中某些潜在的“现代”因 素，把“传统”与“现代”视作是两个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体系。针对这种忽视历史 连续性的做法，美国中国史学界，早在60年代中后期起就有人起来反对。史华慈（B.Sch wartz）在批判李文森对文化的有机或整体性看法时，就强调指出：“人类过去的各方面 经验，不论有益有害，都可能继续存在于现在之中”；“中国之‘过去’和‘现代’未 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抗。”[4]
    与这些学者一样，柯文同样注重历史的连续性，立足于发掘中国本身的历史，即不是 用西方的价值观，而是通过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个性来发现其自身的历史。但柯文在这方 面的认识比他们要更进一步。他指出，这些史家虽注意到了“传统”与“现代”的连续 ，认为文化的所有特征都可以从“传统-现代”这个单一的连续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联系性上还是不够的。他说：“通常认为传统与现代性是定义明确 的社会文化标志，有着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反对的特质，而‘转换’则被视为联系二者 的桥梁。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太僵化机械。它忽略了‘转换’是人类历史从来就有的特 点。它包含着一种把传统视为自我包容的有机体、具有同质性、并多少是一种静止物 的简单观点。而且，它排除了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本质上并非‘传统的’， 在现代化的侵蚀性压力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5]（p82）可见，在柯文的 思想中，人类的经验里还存在着一些极为重要的超文化领域，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 “近代文明”有许多相重合的地方，其中一些被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其发展的方向 未必要与西方式的“现代”同一，它们在“现代”的环境下仍然可以保持它们自身的特 质，它们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因此，史家不仅要看到传统与现代间的连 续，而且还要超越固有观念上“传统”与“现代”这对概念的束缚，在复杂的史境中， 探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3.放弃“现代化”理论的术语。
    美国中国史学界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他们虽注意到“传统”与“现代”的连续，也 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和思想文化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但在具体历史的叙述和分 析中，却常常套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学术规范。最为典型的是，一些学者试图借用西方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来建构中国历史 的解释模式，提出中国在前近代虽然没有形成市民社会，但在19世纪末期，已经发展出 类似欧洲资产阶级出现时特有的一些“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现象。①（注：其 代表作有：Mary B.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Stanford 1981）；William 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S tanford,1984）；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1989）等。）
    柯文认为，这是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一个更令人担忧的问题。它说明美国的中国史研 究领域在超越了视中国自身无力创造现代社会这一偏见后，又在无意中对中国历史形成 了另一种偏见--中国历史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历史 学家要从“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经验的狭隘牢笼中”解放出来，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根本 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特别是‘传统’与‘近代’的概念），寻求另外一种西方中 心较少的方法”，来描绘中国的近世史。[1]（p81）正鉴于此，柯文在书中采用“近世” （recent）来统称19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不是“近代”一词。他解释说：“我对研究 中国史时采用‘近代’一词深感不妥，即使作为纯粹的用词，也是如此。因此，在可能 的情况下我宁可使用诸如‘近世’一词或者‘1800年后’这类词语。”[1]（p2）
    综上所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集中反映了他对于超越西方所界说的“现代性”是 如何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这一理念的执著追求。也正是由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问 题上有了这些全新的概念和看法，强调了“传统”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突出了中国史研究中中国的历史主体地位，才使他倾心于从中国的内部“传统”来考 察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超越“传统与现代性”是柯文中国史观的理论出发点 和实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