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science）这一概念，是西方舶来品。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却有一个认识与 理解的过程，梁启超也不例外，在其学术史论著中，展示了他的这一思想发展轨迹。把 科学观念与梁启超连在一起，似乎会遭到一些人的异议，因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思 想史上的一场著名争论--“科玄论战”拉开序幕。从整个过程来看，论战的主角是张 君劢和丁文江，但梁启超和胡适实为这场论战的幕后策划者。时人的看法为：梁启超为 彻头彻尾国粹的人生观--唯心论者--眷恋玄学；胡适为欧化的人生观--唯物论者 --崇拜科学。[1]（P176）这样的评论实在是厚诬了梁启超。20世纪初的科学观念包括 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2]（P40），而科学一词既指自然科学，又包括认识事 物的科学法则、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3]（P14）梁启超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潮流、 开风气的人物，探讨其科学观念的演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梁启超对“科学”概念认识的演变
    晚清时期，人们往往把从西方传进来的科学技术称为“格致”。后来，严复为进一步 明确其含义，用“西学格致”这个概念，“西学格致”就是science。在梁启超的学术 著作中，他对“格致”与“科学”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也是逐步明确的。首次见到他提到 “格致”字样是在1892年，他撰写《读书分月课程》，所列的西学书里，即有《格致须 知》，但他没有对此书作详细介绍。1896年，在他撰写的《西学书目表序例》中，将算 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人体生理学）、动植 物学、医学、图学等称之为“西学”。这些学科属于自然科学，亦即西方意义上的近代 科学。但他在“杂类”里，亦有“格致”一目。这时，他的“格致”一词的含义就与上 述那些科目无甚关系，而且含义模糊，意思与时人的看法不尽相同。在1897年以前，中 文里还没有“科学”这个词。而日本则是在1874年，赴荷兰留学回国的西周时懋在《明 六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西方文化时，最先把science译成科学。1897年，梁启超在11 月15日的《时务报》上介绍了康有为编写的《日本书目志》，在后来出版的这个小册子 中，列有《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两种篇目。这时，“科学”一词首次从日文变 成中文汉字。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启超也是首次接触“科学”一词。1902年，他 撰写《格致学沿革考略》时，他就有了明确的概念，当然其科学观念的产生得益于流亡 日本的阅历。《格致学沿革考略》前记说：“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 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而其最所缺者则 格致学也。夫虚理非不可贵，然必借实验而后得其真。我国学术迟滞不进之由，未始不 坐是矣。”在导言中，他又说：“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两端：其一，形而上学， 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 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皆谓之格致 。”[4]（P951）这就表明此时，他对“格致”一词已经有明确的认识，与今天我们所说 的自然科学涵义相同。在此篇中，他还把“格致”与“科学”一词连在一起使用，如“ 凡学术思想之发达，恒与格致科学相乘”。同样是写于1902年的《论希腊古代学术》中 ，他谈到亚里士多德对哲学与科学的划分时，在“科学”一词后明确注释道：“中国所 谓格致学之类”。[4]（P1016）这就表明这时，梁启超对作为“学科”的“科学”概念的 认识，已经很明确了，“科学”即格致学。
    1904年，梁启超续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的近世部分时，不仅谈到作 为学科的科学，而且上升到对“科学精神”的界定。“所谓科学的精神何也？善怀疑， 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 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增高其条理，而备其佐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 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 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4]（P609 ）这段论述表明梁启超的科学观念又跃上一个新的高度，由“学科”层面上升到“精神 ”层面。他所理解的科学精神的内涵是：“求真”、“博学”、“创新”、“启迪”。 这样一种精神，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而是涵盖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整个“学术”。
    1911年，在《学与术》中，他又称引西方学者倭尔格对“科学”的界定：“科学（英science，德Wissenschaft）也者，以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也。事物之是非 良否非所问，彼其所务者，则就一结果以探索其所由来，就一原因以推断其所究极而已 。”[4]（P2351）他承认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其对科学的认识又进 一步深化了。到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胡明复等创办《科学》月刊，任鸿隽在为《 科学》创刊号撰写的文章中对“科学”作了这样的界定：“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 大名。就广义而言之，凡智识之分别剖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 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 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进而他又明确道：“今世普通之所谓科学，狭义之科 学也。”[5]（P19）其意思表明，广义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狭义的是仅 指自然科学。1922年梁启超进行《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时，对“科学”的表述 已非常清晰：“有系统的真知识，叫做科学”。他又对科学精神又作了定义：“可以教 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对此定义作了3层意义上的解释： “第一层，求真知识。”求真知识的过程体现了“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第二层， 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而且更是特别强调：“所有政治 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我们若不能拿科学 精神去研究，便做哪一门子学问也做不成。”[4]（P4006）在这里，梁启超的科学思想又 有新的突破，他提出了“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的概念，也同样需要有用科学的精神进行 研究。
    综上所述，梁启超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一个从模糊 到混乱再至明确的过程。正是有了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逐渐清醒的认识，还早在1904年 ，梁启超就对中国传统学术缺乏科学精神展开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