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对欧洲一年多的考察，梁氏将西方文化概括为以科学为轴心的物质文化。他认为 西方人事事都讲科学，动不动就要以实验加以证明，这大大促进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并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物质文明，所以他并不反对科学本身，但他看到“因科学发达结果 ，产业组织，从根柢翻起来。变既太骤，其力又太猛，其范围又太广。他们要把他的内 部生活凑上来和外产生活相应，却处处措手不及。”以致于“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 生活随而动摇”，他认为科学能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物质文明，目前在欧洲出现了不少难 以克服的新问题，所以我们不可不加分析地照搬。“虽说我们在学校应求西学，而取舍 自当有择，若是不问好歹，无条件的移植过来，岂非人家饮鸠，你也随着服毒？”[4]（P 4158）他所指的“毒”即是“科学万能论”。在“科学万能论”下一切物质化，这就不 可避免地要引起“精神饥荒”。有鉴于此，他说：“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 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 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4]（P4158）所以他呼 吁中国的青年人在大力弘扬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方法。在《欧 洲心影录》的末节《中国人之自觉》里，提出“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什 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 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涂径不可。因为他 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4]（P2987）“西方科学之勃兴，亦不过百年间事耳。吾乾 嘉诸老未能有人焉于此间分一席，抑何足深病？惟自今以往仍保持此现状，斯乃真可愧 真可悲耳。……若如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学心理学 之未学，惟开口骂‘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衢以自鸣得意。……则中 国乃真自绝于科学矣！”[4]（P4610）所以他寄希望于青年：“第一，要人人存一个尊重 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 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 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4]（P987） 梁启超的这些论说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并不反对科学，相反，他为科学在中国取得的 进步而感到高兴，他只是想立足于从中国文化的本体立场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 这些论述至今仍发人深思。
    至于梁启超在“科玄论战”中所提出的一个命题：“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 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 ”[4]（P4168）他所持的立场，重在揭示科学合理性的限度。但在当时新旧时代交替的时 刻，将科学方法的适用范围作出限制，在客观上就会产生阻碍新思潮传播的社会效应。 因为当时中国正是新文化运动初萌之际，科学在中国的声誉呈扶摇直上之势，科学的有 效领域被不断扩大，正如中国科学社中坚人物胡明复所说：“科学之范围大矣：若质， 若能，若生命，若性，若心理，若社会，若政治，若历史，举凡一切之事变，孰非科学 应及之范围？虽谓之尽宇宙也。”[10]中国此时的现状不会容忍任何反科学言论的传播 ，如胡适所说：“我们正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 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 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 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 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11]以梁启超在当时舆论界执牛耳的地位 ，“欧洲科学破产了”这句话对当时那些对西方文明本就有反感心理的人们所产生的作 用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梁启超在当时也就背上了“反科学”的恶名。今天我们联系一下 梁启超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应该对他的科学观念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他的话虽有些过头，却是较早对现代化后果发出警告的声音，只不过这种质疑不合时 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合理性越发得到显现。
    统而言之，梁启超一生对科学始终是尊重的，对科学精神有一以贯之的追求，在“五 四”前后，人们开始关注“赛先生”时，他对“科学精神”已疾呼多年。只是到了晚年 ，其科学观念有些变化，这也是当时现实的刺激促使他反思过去，去构建新的文化追求 的表现。这一思想变化使得他有了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新探索。在这些新探索中，他一如 既往地推崇西方现代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不但在学理层次和文化理念上颂扬科学和 科学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其高尚的科学精神。他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 ，更是表达了他对科学的笃信，也反映了梁氏晚年对科学的深切认识。
    梁启超对中国新文化的贡献是全面和具有开拓性的，不愧为“新思想界之陈涉”，大 力倡导引进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中国学术文化结构的改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香港著名学者许冠三对其评价说：“任公的眼光远大更是时下的史界庸人难以想象 。早在八十年前，他已留心史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经常援引社会科学理论与智识以解 析史事，开今人‘科际整合门径’的先路。”[12]（P5）
    原文参考文献：
    [1]董德福。梁启超与胡适[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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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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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N].史学杂志，1929-2-17，18.
    [7]素痴。近代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N].大公报，1929-2-11.
    [8]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A].胡适精品集·问题与主义[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 社，1998.
    [9]胡适。四十自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10]胡明复。科学方法论一[J].科学，1916，（8）。
    [11]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A].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二[C].合肥：黄山书社，1996.
    [1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