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科学与科学精神认识深刻的基础上，在他以后所作的学术史论中，对科学精神的 提倡则更为鲜明。他竭力称赞清一代学术特点“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 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4]（P604）乾嘉学派以考证为主的学术手段 和以朴实为特征的学术风范，在梁启超看来，正是科学精神的体现。《清代学术概论》 里对清代学术启蒙期的王夫之亦大加激赏，称“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 ，“后此戴震学说，实由兹衍出”。又列专节来论述“戴震和他的科学精神”，认为“ 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并称赞“此种研究精神，实 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
    梁启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对怀疑精神的颂扬，到处都是。他认为，历史上许多时 期，学术研究之所以没有进步，主要是缺乏怀疑的精神。《清代学术概论》第四章，宋 、元、明以来谈理学的风气是宁得罪孔、孟，却不敢议论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 朱熹、陆九渊与王阳明的不是之处，“有议之者，几如在专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 也。”这样的精神懦弱萎靡的状态，哪里还谈得上学术的进步。只是到顾炎武时，沉闷 空气才得到扫荡，清初的学人实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当然，仅有怀疑的精神还远远不够 ，怀疑之后，还要进行科学严密的论证。他具体分析戴震的特点为“不以人蔽己，不以 己自蔽”。“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 蔽，而已旋自蔽矣。”而震既能破“人蔽”，又能破“己蔽”。并谓戴震“十分之见与 未至十分之见者”是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戴震之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所谓 昔以为直而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而今见其坳，实科学研究法一定之历程，而其毅然割舍 ，‘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 见焉。”不独戴震有此科学精神，戴门后学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亦颇具此精 神，所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诸公曷为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 研究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出此等精神”。“此清学所以异于前代 ，而永足为我辈程式者也”。[4]（P3081）胡适在1919年所作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中所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P369）与他 的这个见解一脉相承。
    不惟清代学术有科学精神的意蕴，梁启超作于1921年的《墨子学案》，对《墨子》所 具有的理性精神大加赞扬，此篇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中论述“‘墨辩’ 两字，用现在通行的语翻出来，就是‘墨家论理学’。”“《经上》很像几何学书的‘ 界说’，《经下》很像几何学书的‘定理’。“《经说上》《经说下》就是这种‘界说 ’、‘定理’的解释。”而且他特地指出“这部名著，是出现在阿里士多德以前一百多 年，陈那以前九百多年，倍根穆勒以前二千多年。他的内容价值大小，诸君把那四位的 书拿来比较便知。……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 子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 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 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获之不如欧美？虽然，非 贵乎知之，实贵乎行之。”[4]（P4483）对我们民族的科学能力有充分的自信。
    研读《梁启超全集》，可以发现他在进行具体研究时，总是喜欢对研究方法本身进行 探讨。还有一些著述，本来就是专门探讨方法问题的，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治国学的两条道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读西学书法》等等，这些论著分层展示了其科学的治史方法，其中富有新意与当前潮流 吻合者，亦复不少。如他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到历史研究中去，不但远承数千年《史记 》的史学传统，而且近接西方的科学思潮。梁启超对治学方法的特别关注，在近代学者 中是比较突出的。1922年，他在南京讲学，谈到治国学的方法时说：“我们家里头这些 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懂得西法 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 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4]（P4067）梁 氏把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引入到中国学术领域，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其后 ，从胡适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梁氏科学精神之余波。胡适的科学观首先是科学的精神，主 要是怀疑与批判精神，其次是研究方法。1930年，胡适在回顾自己治学道路时，多次称 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9]
    四、梁启超“反科学”厘析
    综上所述，可以想见梁启超对科学精神有一以贯之的追求，是大声召唤西方科学精神 最有力的一人，但为什么又会背上“反科学”的恶名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在 《欧游心影录》中宣告西方“科学万能之梦”的破灭以及在“科玄论战”中的立场。
    1918年底，梁启超偕张君劢、丁文江等人游历大战之后的欧洲，试图对欧洲文明作一 番实地的考察。但欧洲的所见所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的改变，“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 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呢？最大的原因，就是过信‘科学万能’。”他看到的现象是：“科学 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祜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4]（P2972）“当时讴歌科 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 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拚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 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 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4]（P2974）看到这些论述， 恐怕我们要对胡适先生诸人的判断有所苟同，但是还请注意梁氏在文中特别加了一条自 注：“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 了。”[4]（P2974）这是梁氏科学观念的最好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