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传统学术缺乏科学与科学精神的批判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史学界，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而此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畴 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4]（P324）于是，“思想为 之一变”，使得他科学观念大增，所以易于从域外反观国内，以清醒、理智的态度审视 中国传统学术，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看到的缺陷更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精神的匮乏， 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章第四节《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 先秦学派之所短”时，列举了6方面的缺点，其中前两项与梁启超对西方科学精神的体 认有关。“一曰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也。”“二曰物理实学之缺乏也。”在这里，与 他在《格致学沿革考略》中所持论一样，认为中国缺乏自然科学，认定“我国学术迟滞 不进之由，未始不坐是也”。[4]（P951）后又进而指出：“凡学术思想之发达，恒与格 致科学相乘。远而希腊，后而当代，有明征也。”他论述了由于自然科学不发达给整个 学术思想带来的危害：“故希腊学界，于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调和均平。其独步古 今，良有由也。中国大学，虽著格物一目，然有录无书；百家之言虽繁，而及此者盖寡 。其间惟墨子剖析颇精，但当时传者既微，秦、汉以后，益复中绝。惟有阴阳五行之僻 论跋扈学界，语及悟性，则缘附以为辞，怪诞支离，不可穷诘；驯至堪舆、日者诸左道 ，迄今犹铭刻于全国人脑识之中。此亦数千年学术堕落之一原因也。”[4]（P581）其批 判的态度十分明显，使他的科学精神再一次得到彰扬。
    1916年，他又撰文指出：“彼泰西各种学问，皆各有其甚深之根柢。分科研究，剖之 极细而入之极深。其适用此学问以施政治事，又积无量数之经验。发明种种原理原则而 恪守之，丝丝入扣。”盛赞西学的科学精神，“德国所以能以一敌八，常操胜算，恃学 问之力而已”。又特别指出，“我国非特在学殖荒落之今日，不能望其项背，即在学术 昌明之昔时，亦岂能得其仿佛。”再一次提出我国学术科学精神之缺乏，“盖我国研究 学问之法，本自与彼不同。我国学者，凭瞑想，敢武断，好作囫囵之词，持无统系之说 。否则注释前籍，咬文嚼字，不敢自出主张。泰西学者，重试验，尊辩难，界说谨严条 理绵密。虽对于前哲伟论，恒以批评的态度出之，常思正其误而补其阙。故我之学皆虚 ，而彼之学皆实。我之学历千百年不进，彼之学日新月异无已时，盖以此也。”[4]（P2 845）这段褒贬分明的话，虽没标明以科学精神为比较衡量尺度，但是此中涵义亦可窥见 一斑。
    1922年，他在科学社的年会上的演讲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 根本不对的两点：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 。”他剖析了中国人之所以缺乏科学精神的原因，基于对科学的不正确的认识。在此基 础上他又对“科学精神”作了三层意义上的解释（如前所述），即把它归纳为三种精神， 而且进一步指出，中国学术界因为缺乏这三种精神，所以生出了以下五种病症：“一， 笼统。”即标题、用语、思想笼统。“标题笼统”是指“有时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对象 为何物”。“用语笼统”指“往往一句话容得几方面解释”。“思想笼统”指“最爱说 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道理，自己主张的是什么，和别人不同之处在那里，连自己也说不 出。”“二，武断。”“立说的人，既不负寻证据说明理由的责任，判断下得容易，自 然流于轻率。许多名家著述，不独违反真理而且违反常识的，往往而有。”“三，虚伪 。”存在语句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的虚伪，这两种情况都误导世人。“四，因袭。”即 一味盲从古人，剽窃些绪余过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弹力性随着时代需求而开拓，倒 反留着许多沉淀废质在里头为营养之障碍。”“五，散失。”学术界一些思想伟大的人 ，对于某种学问有新发明，但是没有传承，其发明随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断。
    他对此五种病症作了总结：“以上五件，虽然不敢说是我们思想界固有的病症，这病 最少也自秦汉以来受了二千年。……试想，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求学问的途 径榛塞到如此，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 了。”“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民族”，但 是，“此非前辈之责而今人之责也”。[4]（P4009）
    三、弘扬与阐发传统学术中的科学精神
    梁启超在大力批判传统学术缺乏科学精神的同时，大力倡导与弘扬科学与科学精神， 而且还身体力行。1902年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对西方科学精神大加 赞颂：“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栖息之世界，于其中求其 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何物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4]（P557）他 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落后于欧洲只是在近世才出现：“中世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 也；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 论）要想重新兴盛，只能是对西方怀疑及实证等科学精神的引进。“呜呼！今日光明灿烂 如荼如锦之世界，何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所组织之而庄严者 也。”进而呼吁我国学者皆当有科学之精神，以“能左右我国，是所以我国左右世界也 ”。[4]（P559）
    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就不仅是要引进形而下层面的自然科学，而是更要引进形而上 层面的哲学、政治、文化等社会科学了。1901年，他即撰有《霍布士学案》、《斯片挪 莎学案》、《卢梭学案》。1902年这一年，他写有《论希腊古代学术》、《亚里士多德 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天 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 边沁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一系列介绍西方学术大家的文章。这些 学案或学说，“则为泰西学术史之滥觞”。[6]“国人之得闻亚理士多德、倍根、笛卡 儿、斯宾挪莎、康德、卢梭、霍布士、边沁诸家之学说，实自先生之著作始也。虽间接 稗贩，每多隔膜与秕谬，然微先生之力，当时孰知除帖括词章考据以外，除坚船利炮铁 路银行之外，除法律宪典之外，形而上者，尚有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耶？其于形上之学 激发好奇之心，引起探讨之兴趣，实为此后新文化运动之伏线矣。”[7]张荫麟中肯地 评价了梁启超对西方社会科学引进的功绩，极大地开阔了国人的视野和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