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来，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问题的探讨，多侧重于其迁徙历程、学术成绩、政学关系等层面；①而对1937年前后，中国学人群体的地域性抉择问题少有述及。故而，笔者不揣浅陋，对战时史家群体所面临的地域性抉择问题予以论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抗战军兴后，中国学术的版图--原有以北平、上海等城市为中心的学术网络，受时局的影响而发生变易。从地域层面来看，抗日战争以至国共内战，导致了学术群体的大转移与大流徙。史家聚集的北平沦陷，上海成为“孤岛”，大批不甘为“亡国之史”的史家，纷纷南迁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学术文化的重心也随之发生新的转移。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学术的三大区域：沦陷区、革命区、国统区，亦日渐形成。与此同时，各大院校的史学院系、史学专业研究机构，亦多南下重组。以高校而言，当时南迁的院校如表1所示。
    除了高校史学院系外，国家性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等，亦南迁昆明、重庆等地。史语所的南迁，在傅斯年的精心筹划下，研究人员、设备、相关图书皆得到了有效的转移，这也为战时史语所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亦于1938年秋转移至昆明，当时的负责人为徐炳旭、顾颉刚。院址最初设在昆明近郊黑龙潭附近的落索坡，条件简陋，又多无书籍可凭，研究工作难以进行。[2]后又迁至昆明黄公东街10号。[3]对于迁徙的经过，北平史学研究所在“本所纪事”中记述道：“1938年4月初，伪组织竟派人接收，并将本所历年所积的古物及书籍完全运去。是年冬，徐炳旭、顾颉刚两先生陆续到昆明，二十八年三月，借得北郊黑龙泉观地址，工作人员陆续来滇，始又开始工作。”②当时研究的重心，侧重于“古史料之研究及山西发掘材料之整理”，“整理陕西宝鸡斗鸡台发掘资料，准备出版外，并从事云南边陲民族史料之搜集与考证。”③与史学研究机构的转移相伴随的，则是史家群体的南迁。
    一、南迁之史家
    依战争的进程而言，最先受到触动的是有“文化城”之称的北平。既有对1937年前后北平的关注，多是从政治、军事层面，加以论述，而对战争危局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则显得较为薄弱。④而对战时中国史家南迁与留守的问题，除却相关学人的回忆录、日记等记述外，相关记述尤有欠缺。故而，对1937年前后，中国史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学人的心理状态、留守或南迁的艰难抉择等问题予以论析，实有利于对战时知识界状况的真实了解和体认。
    20世纪30年代，日渐危急的外患使得当时一度追求考据、整理国故的学者不得不走出书斋，转向“外在”的经世之学，由纯粹学术到经世救国的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日本在军事上的步步紧逼，东三省陷落，随之又有塘沽协定等的签订，作为中国政治与学术中心的北平，俨然成为不设防城市。面对于此，北平学术界即通过自身努力而发起抗日侵略的舆论动员与民众宣传。然而，从史家具体的遭遇来看，其群体的分化更多的是发生于1937年前后。
    (一)随高校而南下者
    七七事变后，北平的非教会高校多选择南迁，而凭依于高校的学人亦多随之南下。当时南迁的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纷纷南下重组。另外，一些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机构如北平研究院等，亦辗转南迁，逃离沦陷之域。但是，也有不少学人因如下原因，而未能随校南下。
    首先，资金短缺为学人南下的一大障碍。北平沦陷后，时局日渐危急，而部分学人的南下之途倍感艰辛，资金的匮乏是一个重要原因。以北大学人的处境而言，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作为北大最后一批南下的学人，较为真实地记述了当时政治环境和学人心态：“当时教职工到校者寥寥可数，多数同仁都想早离危城，但又无路费……未走教授如孟森、罗常培、邱椿、毛子水、陈雪屏等也多次开会，建议给低薪职工每人发30元维持费。”[4]学人多有离城南下之心，然因南下费用缺少，而难以成行。
    由于时局不明，当时学人中多有留守打算，就连南下途中的胡适在给郑天挺的信中亦言：“台君(台静农)见访，知兄与莘(罗常培)、建(魏建功)诸公皆决心居留，此为最可佩服之事。鄙意以为诸兄定能在此时埋头著述，完成年来未完成之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弟唯一希望诸兄能忍痛维持松公府内的故纸堆，维持一点研究工作。将来居者之成绩，必远过于行者，可断言也。”[5](733-734)以今日视之，胡适对时局之变化并未有全面而深刻的判断，仍寄情于留守之学人能继续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所谓“闭门著述”，在学人生活维艰之时，已实难维系。此间，郑天挺亦有被日宪兵队逮捕之虞，且有亲日派学人钱稻孙等前来游说。不久，留守学人收到寄款，南下之路方得以成行。仅就郑天挺而言，此时南下，丧妻别子，其间压力又非常人可比。而学人南下，又多为仓皇进行，容肇祖即言：“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我不得不离开辛苦节俭购买的一些书籍，这时心情之乱，难以形容，仓促只身南下，什么也不能带。”[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