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出版：《史学年报》，第3卷第2期，1940年12月，第186、187页；《图书季刊》，第4卷，1943年第1、2合期，1943年3、6月版，第187页。
    ④值得注意的是，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2007年第24期)则是从政、学关系上，论述了战时北平文化界学人倾向问题；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论述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其学术分合背后政治因素的影响。此外，马嘶《1937年中国知识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以通俗的笔墨，对平、津、沪的知识分子作了个案式的介绍，涉及的史家有陈寅恪、郭沫若、吕振羽、郑天挺、魏建功等人，但文学色彩较浓，多描述而少论析。
    ⑤《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十三次报告》，1938年6月，南开经济研究所特藏部藏书，内列“邓广铭：国立北京大学学士，历史学，‘辛弃疾(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编年笺证’，金额：1200元国币。”当时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董事长蔡元培，副董事长孟禄、周诒春，名誉秘书胡适。胡适在此申请中助力颇多，而邓广铭成为历史学类奖金的惟一获得者。
    ⑥《图书季刊》1936年第3期，亦转载《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线图考证》一文。
    ⑦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陈垣先生》，《东方杂志》，第40卷第7号，1944年4月15日。方豪则认为，陈垣留守孤城北平，盖因“先生最爱书，视同生命，抱残守阙，不愿远行”。(方豪：《对日抗战时期之陈援庵先生》，自《陈援庵先生全集·书信附录》，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93年，第662页。)
    ⑧王汎森亦注意到这一倾向：“对某一定点上的历史行动者而言，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资源和不确定性，未来对他而言是一个或然率的问题，他的所有决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个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咨询、偶然性，夹杂著群众的嚣闹之下作成的，不像我们这些百年之后充满‘后见之明’的人所见到那样完全、那样透明、那样充满合理性，并习惯于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逻辑将事件的前后因果顺顺当当地倒接回去。”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14卷4期，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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