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凭依高校而留守者
    北平沦陷后，部分高校如清华、北大、师大等皆南迁，校中学人亦多随之南下。存留于北平(日本占领北平后，曾将其改名为北京，今仍用旧称)的高校，仅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以及私立的中国大学等。
    留守的学人，多蛰居读书、闭门著述，以不事敌伪、保持民族气节为己任。不愿辱节到敌伪大学任教的，纷纷转至教会学校及私立大学。以中国大学而言，“聘请清华燕京留平教授到中大任教。清华中文系主任俞平伯到中大任中文系主任。燕京齐思和任史学系主任，翁独健、张东荪等人亦至。”[21]又如张岱年，即因与南下学校失去联系，即蛰居北平数年，1943年方谋得私立中国大学之聘。[22]此间，张岱年、王森、翁独健、张遵骝、韩镜清、成庆华、王葆元、张恒寿等人，还成立了三立学会，以求保持民族气节、促进学术研讨。[23]
    因教会大学的背景，抗战时期的辅仁大学与燕京大学得以存留。以辅仁大学而言，学者多转至此地，“虽然工资少，他们也以保持民族气节为重，坚决不为敌伪所用。当时国文系教师有：沈兼士教文字学，高步瀛教汉书，赵万里教校勘学，陆宗达教说文，戴君仁教文选，储皖峰教文学史，陈君哲教马氏文通，周祖谟教等韵学。”[24]其历史系即有张星烺、陆懋德、朱师辙、邓之诚、韩儒林、赵光贤、柴德赓等人；国文系有沈兼士、余嘉锡、罗常培、魏建功、孙人和、顾随、陆宗达、赵万里、孙楷第、刘厚滋、刘盼遂、启功等人。其中，邓之诚、孙楷弟等，即是在燕京大学解散后，转至辅仁大学任教的学人。部分留守的史家，亦多有南下之心，然受诸多因素掣肘，而难以成行。以陈垣而论，本有南下打算，1943年“悉得大汉奸曹汝霖将出任辅仁大学董事长，与高足柴德赓商量，计划离开北平南下，因校务长雷冕等人涕泣相留，未能成行”[25]。陈垣的一位学生这样回忆道：“北平沦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为辅仁大学计，陈垣选择了艰辛备尝的留守一途。
    作为留守者的史家群体，或相互砥砺志节，进行潜在抵抗；或闭门谢客、力图绝缘于政治纷扰，潜心著述；或以遗民孤臣自比，茕茕立于学界之外；或迫于政治与生存的压力，而徘徊于爱国正义与屈节事伪的嫌疑之间。作为留守者，特别是被视为社会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似乎又遭受了比普通民众更为严格的道德评判。
    三、结语
    1937年前后的北平史家，其留守或南迁，可谓各有缘由：有随校而迁者，因避免政治迫害而离校者，更有为保全名节而被迫南下者。留守北平的学人，则部分因所执教的学校未能南迁，而选择留守；部分史家因为老、病及家庭拖累，甚而资金短缺，而难以成行。故而，在爱国的名义下，史家的南下与留守，实有更为具体而细致的考量。对此问题稍加辨析，可使得我们对南迁者的正义性与留守者所面临的压力问题，有一个更为真切的了解。
    首先，后世学人对身处沦陷之地的史家，不免抱有如罗志田所言“倒放电影”式的论列与评判。⑧然而，战时学人对时局的观感、自身遭遇的态度，似有必要予以重新审视。
    其次，我们也会发现：“知识分子常常坚守着比普通人更高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往往忽视了自己或亲人的利益。因此，当北京高校的教职员工在去留之间徘徊时，许多人不得不在爱国主义所要求的离去和举家(包括老态龙钟的父母)迁往外地的担忧间权衡。”[26]当时的学人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别妻离子，毅然南下，此又为可佩可敬者。而另一方面，部分学人的留守亦是多重因素权衡的结果。即如北大对教员南下的不同待遇而言，讲师、助教本就薪水微薄，又因学校南迁之地未定，“只许正副教授南迁，讲师、助教暂留北平或家乡待命”[27]，那么，学人何以南下？又如，在遭遇资金困难，家累困扰，而又少有积蓄可言的情形下，学人南下所遭受的压力与困境，与条件优厚者相较，似又应分别视之。再次，在抗战胜利后，留守学人所遭受的评判压力，则又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检讨变得更具敏感性。正如钱穆所言：“其实抗战八年，留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及胜利回都，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28]而留守者的压力则在后来更为复杂的情势中，更为纠葛地表现出来。
    综而言之，既有对于留守者与南迁者的探讨，更多地局限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层面，这一诠释路径确能解释史家虽有地域之别，而爱国情结彰显不灭的精神，且从整体上论析了战时中国学人的精神品格与治学取向。然而，在史家个体面临去留问题的权衡上，对其所面临的政治迫害、生存压力、家庭束缚，以及面对纷乱时局而做出的去留抉择等问题。放置于具体的环境中，予以个案式的分析，似可对战时学人的著述环境和政治心态有一个更为全面而合理的认知。
    注释：
    ①以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为对象的研究有：王金鋙《抗战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魏继昆《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及其贡献》(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6年)；林志宏《战时中国学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与时代〉为中心》(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97年)；张红《抗战中内迁西南的知识分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闻黎明《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相关论文有：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2007年第24期)则是从政、学关系上，论述了战时北平文化界学人倾向问题；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论述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其学术分合背后政治因素的影响，其探讨视角皆值得借鉴；崔巍《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学术研究及知识分子状况述论--以1940年至1945年南京市为例》(《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论述了沦陷区南京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
    ②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编辑委员会：《史学集刊》，1944年8月，第4期，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