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学人因身份不同，待遇不免有迥然之别。当时北大对南下学人的优遇，主要面对教授、副教授，而讲师、助教则不在此列。身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的邓广铭即遇到这一困境：“抗日战争开始后，史语所南迁，北大也南迁，因为迁徙的最终地点定不下来，所以当时北大当局规定，只有教授、副教授可以去，讲师、助教不去。我留在北京，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阅览室去看书。”[7]直到1939年，邓广铭收到傅斯年安排其任北大文科研究所高级助教的信函，方才南下就职。邓氏无疑是幸运的，因其此前撰写“辛弃疾(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编年笺证”，而入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当选人名单”，并获得1200元国币的补助。⑤此项补助，无疑对其在沦陷区北平的生活与学业助益良多。时任北大讲师的熊十力即没有如此幸运，七七事变后，教授可以到西南联大报到，仍能教书，不致失业，而熊先生不是教授，1939年迁到大后方，被拒绝收容，任他漂泊西南天地间达八年之久。[8]
    可以说，当时“北平学界之士已纷乱不堪，有职守者，或随校内迁，或应聘他校，多以生存兼治学为准则”[9]。而无职者则不免面临着流亡与生存的威胁。曾经担任顾颉刚私人助理的童书业，即因在北平无公职，不得不流落于上海。
    (二)因政治迫害而离校者
    部分史家因战前激昂的经世态度而招致日人嫉恨，不得不在北平沦陷之时，离城他去。顾颉刚即为一例。七七事变前，顾颉刚因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发行抗日色彩明显的刊物，如《民众周报》，即因“抗日色彩浓厚，冯焕章先生又有诗文刊入，遂遭日人嫉忌，于昨日由上海捕房到梧州路、福州路两处开明书店查抄，取去万余册，将在特区法院起诉”。[10](644)顾颉刚又一度担任燕大中国教职员会理事长，首倡《对时局宣言》，主张中日交涉绝对公开，不辱主权，更招致日人干涉。[11]《顾颉刚日记》亦言：“日人开欲捕者之名单，颉刚列首数名，似有不能不走之势。”[10](667)最终，在北平沦陷之时，顾颉刚被迫潜离北平，应傅作义之邀去绥远襄助西北教育事宜。
    燕京大学的沈兼士，与同人英千里、张怀、董洗凡等教授秘密组织“炎社”(取顾炎武的“炎”，以识抗日)。不久扩大组织，改为“华北文教协会”(简称“华北文协”)。其宗旨是：一方面消极地以不屈服不合作的态度对付日本人，暗中提倡高风亮节、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用无言之教，感召学子。另一方面则积极地发扬民族思想、爱国精神，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号召文教界人士参加沦陷区的抗战活动。[12]后招致日人缉捕，而被迫南下。
    (三)为保全名节而被迫南下者
    部分学人虽有留守打算，然为保全名节计，亦不得不南下。如陈寅恪，因其父陈三立病逝，持家守丧之故，迁延时日后，方辗转南行。而陈氏本有短暂留守之意：“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13](219)萧公权亦有暂留的想法。然时局危急，学人留守不免遭受日人逼迫，且有失节之虞，故而为保全节操计，也是大部分史家南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他学人，如作为“陈(陈垣)门四翰林”之一的柴德赓，虽身居辅仁大学讲席，于1942年离平南下，亦是出于保全名节、不为亡国之史的情结使然。
    当然，很多学人的南下是诸多因素综合使然的结果，上述所论，亦为南下诸多因素中的几个侧面而已。以身为燕京大学讲师的谭其骧而言，“‘新民学院’就曾多次派人来拉谭其骧去该院任教，并开出每节课100元的高价。他(谭其骧)在燕京大学始终是兼任讲师，既未转为专任，更难提升为副教授。邓之诚为此深为不平，让王钟翰向洪业说项。洪业直截了当告诉王钟翰，像谭其骧这样没有哈佛或美国大学背景的人在燕京没有什么前途，不如到其他学校发展。”[14]一方面伪大学高薪相邀，另一方面在燕大则薪水微薄，且晋升无望，在此背景下，谭其骧转至南迁的浙江大学任教。
    二、留守之史家
    如果说部分学人激于爱国之义愤、民族情结之驱策而毅然南下的话，那么，对于留守的学人而言，则因所处环境的复杂难辨，学人的避而不谈，后世评判的苛责偏失，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尤为缺失。虽同为留守者，然缘由各异。
    (一)老、病、家累难以成行者
    当时，北平史家因不事敌伪，遭病疾而逝的有孟森、钱玄同等人。最初，北大南迁时，校方承认的留平教授有4人，分别为周作人、孟森、马裕藻和冯祖荀。孟森曾有诗文规劝伪满洲国“国务总理”、旧友郑孝胥，弃任伪职，未果，从此与数十年老友绝交。1937年冬，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前往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向孟森强迫索取宣统元年(1909年)测绘俄蒙交界地图原本。因孟森曾撰文考证这一地区，地图曾刊载津、沪两地《大公报·图书周刊》，名为《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线图考证》⑥。此事被日人注意，派兵强索，胁其交出，先生终因不堪屈辱而致疾发。周作人亦言：“(一九三七)十一月廿九日，在北池子一带的孟心史先生家里。孟先生已经卧病，不能起床，所以在他的客房里作这一次最后的聚谈，可是主人也就不能参加谈话了。”[15]孟森作《北平史迹丛书序》时，署为“二十六年岁首”，不想一载之后，即郁郁而逝。南迁学人闻讯后，于《治史杂志》第二期刊登了罗莘出《孟心史先生的遗诗》、罗庸《忆孟心史先生》、郑天挺《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等纪念孟森之文。其他学人如钱玄同，于1939年春因病而逝，而《古史辨》第七册，亦有纪念钱氏之意。
    另外，如俞平伯，南下未成，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父“陛青先生年高多病，只好留平照料”。[16]而辅仁教员柴德赓选择留守孤城，则与妻子临产有莫大关系。[17]
    亦有部分学人，为家庭生计之故，不得不接受伪大学之职，亦多属无奈之举。比如，作为禹贡学会成员的吴丰培，在主持者顾颉刚离开后，与赵贞信等人负责保管学会产业。然则，家庭之压力甚大，“上有七旬严亲，下有六个幼龄子女，九口之家，一人肩负”，难以成行，只得在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兼课，然薪酬微薄，“实难维持食口众多之生计。不得已乃就伪北京大学农学院、文学院、女子师范学院、师范大学等校讲课”。[18]当时，迫于生计，而一度任教于伪北大的史家有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刘盼遂、容庚等人[19]。可以说，当时学人兼课于伪大学，多因生计所迫使然，与周作人、钱稻孙等恭事敌伪、担任职务者，实有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