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陈伯陶主持的《文苑传》第五次稿，并非章学诚在国史中的最后呈现。进入民国，清史馆成立，对各种类传进行了重新安排。缪荃孙再度担任总辑，负责辑纂《文苑传》，其工作成果为《文苑传》第六次稿。我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传包传稿中，看到了《文苑传》的第六次稿的一个抄本。[7]根据封面题字，我们可知该稿的工作时间是“乙卯四月廿日办，十月成 缪荃孙”。《章学诚传》在《文苑（学）传三》中。⑩
    该传文字如下：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戊戌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性耽坟籍，不甘为章句之学。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言明季党祸缘起，阉寺乱政，及唐鲁二王本末，往往出于正史之外。秀水郑炳文称其有良史才。自游朱筠之门，筠藏书甚富。因得遍览群书，日与名流讨论讲贯。尝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同客宁绍台道冯廷丞署，延丞甚敬礼之。震论修志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非所急务。阳湖洪亮吉尝撰辑乾隆府厅州县志，其分部乃以布政司分隶厅州县。学诚均著论相诤。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县诸志，论者谓，是非斟酌，匪兼才学识之长者不能作云。所自著有《文史通义》八卷，《校雠通义》三卷，其中倡言立论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之原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
    与以前的传文相较可知，缪荃孙沿用了自己在光绪初年辑纂的文字。但是该稿本有圈点，删去了所有的注解，最后一句“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县诸志，是非斟酌（《文史通义》外篇），亦匪兼才学识之长者不能作云（《粤雅堂丛书跋》）。所自著有《实斋文集》（《经世文编目录》）”也被删去。[8]
    此后我们看到有总题为《清史稿》的《文苑传二》中《章学诚传》稿本。[9]此《章学诚传》居第19位，在《宋大樽传》后，《祁韵士传》之前。此传文字与以前的稿子略有差异，主要是增加了这两句话：“学诚好辩论，勇于自信，有《实斋文集》，视唐宋文体，夷然不屑。然亦未臻深古，要之无离叛之言，其所长也。”此一修改，不知出于谁手。且此段话的最后一句“然亦未臻深古，要之无离叛之言，其所长也”，亦被删去，此一删改之人亦待考。
    此后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清史稿·章学诚传》。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从清廷初次修纂《儒林传》，章学诚的学说便被采纳。而从《文苑传》第四次稿开始，章学诚在国史中获立为正传，此后保持了稳固的地位。《文苑传》虽然看似地位低于《儒林传》，但仍然是国史，能立为正传者也不过一百多人。章学诚获得在国史中立为正传的荣誉，而将他列入国史的，正是主张汉学的阮元和缪荃孙。缪荃孙记载了章学诚的学术宗旨、主要成就等，并暗示他和汉学高峰戴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抗衡。这一记载格局为此后的清国史系统的各种稿本所继承，尽管在具体文字上有所调整，但国史《章学诚传》的格局从此确定。
    从清廷国史中的《章学诚传》可知，自晚清到民国初年章氏不仅在民间学界一直发生影响，其在清廷国史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从附传升立为正传。章学诚的影响持续存在，他的学术地位在逐渐提升。胡适作文时，大概对清代国史档案尚未能寓目，而《清史稿》和《清史列传》尚未出版，所以遂有章氏的生平与学术被埋没的看法。但如今情况已经不同，学界可知，章学诚思想学术在晚清的际遇与胡适所说相去较远。本文所讨论的清国史馆档案中的《章学诚传》属于小节，但也许说明对章氏学说的命运的讨论，仍是一个有相当空间的问题。
    注释：
    ①胡适称：“我那时正觉得，章实斋这样一位专讲史学的人，不应该死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做一篇详实的传。……因此，我那时很替章实斋抱不平。他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他想不到，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民国九年（1920）浙江图书馆得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铅印行世。冬，日本内滕虎次郎先生所作《章实斋先生年谱》在《支那学杂志》发表。十一年春，本书初版出版。国人始知章先生。”《章实斋先生年谱》，《胡适文集》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5页，121-122页。
    ②钱基博、朱敬武、吴天任、余英时氏均曾对胡适这个判断作出批评。关于章学诚思想身后境遇研究的学术史，刘巍有简明扼要的归纳，见氏著《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3年，46、47页。
    ③在数千篇对章学诚思想学说的研究成果中，绝大部分是对其史学理论和编纂成绩的分析阐发，对于章氏思想在身后境遇的探讨仅有上述数种。
    ④这可与余英时、刘巍等对章氏“论道”思想核心的阐发参看。刘巍认为“六经皆史反映了章学诚在汉学与宋学分化之初就欲站在史学立场加以统合的新动向”。见刘巍《经降史升：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来龙去脉》，《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1-78页。
    ⑤阮元在《儒林传稿》辑纂中的贡献究竟如何，《儒林传稿》是否可以算阮元的作品，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根据清廷国史修纂的体制，总纂之下，尚有提调等人担任分纂，但阮元在《儒林传稿》的编辑工作中绝非挂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传包传稿档案中没有《儒林传稿》完整的原始稿本，但尚存少量单独的传稿如《李容传》和《张惠言传》可证一斑。这两个传稿之首均有国史馆总裁的审阅签名，都写着“前总纂官阮元辑纂”的字样。按清国史馆对于工作成果的认定有明确的规则，凡是初辑本都写某某人“辑纂”或者“初纂”，此后的覆核、校阅环节均题写“校阅”或“覆辑”。《李容传》和《张惠言传》都保留着与《儒林传稿》同名传记的样貌，所以阮元曾实际从事《儒林传》的编纂工作是确切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