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宋代史著，《资治通鉴》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作为《资治通鉴》的重要编修者之一，范祖禹对《资治通鉴》的完成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他所主要负责的“唐史”部分，是《资治通鉴》唐纪部分中最富史料价值的篇章。正是在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基础之上，范祖禹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历史著述--《唐鉴》，他也因为此书的成就被时人称为“唐鉴公”。在此书中，范祖禹发展了《资治通鉴》中所确立的治乱兴衰之论，在很多方面确实体现了对温公学派的继承。然而，将范祖禹所著《唐鉴》与《资治通鉴》作一对照阅读，在史事记载、史观表述以及史评、史考方面，都有诸多差别，相对于司马光，范祖禹更注重正统论、心性论的表述，受义理之学的影响也较为明显。故此，《唐鉴》成书之后，两宋学者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对它有诸多批评和议论，反映了两宋史家在史著体裁、史著的功能、史家心性等方面的态度与看法，对研究宋代史学批评的发展特点有一定意义。
    近年来，对范祖禹及《唐鉴》的研究成果不少，它们主要都是围绕范祖禹本人的历史思想展开论述①，专门研究宋代学者对范祖禹及所著《唐鉴》的批评的论述还不多见。因此，笔者仅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还请史学界前辈和读者指正。
    一、《唐鉴》的特点
    《唐鉴》成书于北宋中期，是宋人私撰唐史著作中最为知名的一部。范祖禹进呈《唐鉴》于宋哲宗是在元祐元年（1086年），比《资治通鉴》成书仅晚了一年多，可见范祖禹应是在参修《资治通鉴》期间就着手于此书了。熙宁二年（1069年），司马光开史局作《资治通鉴》，以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为助手，辑录材料，编为长编，再由司马光统一删定成书，《资治通鉴》在选材和史论方面所反映的，主要是司马光的意见和看法。范祖禹对唐史颇有自己心得，但作为助手则不宜过多干涉，因此他选择在《资治通鉴》之外另作《唐鉴》。比之《资治通鉴》，《唐鉴》加强了史论的比例。范祖禹记唐朝史事三百零六条，除自唐中宗嗣圣元年（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中宗即位，至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二十二年只记史事、全无评论之外，其余部分均保持一事一议，有的还是长篇评论。范祖禹强化正统意识，重视“内圣外王”之说，提倡君主应“治心”，反映了一定的义理观念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史论结合，以资国政。
    范祖禹《唐鉴》的重要特点，就在于他将史事与史论相结合，通过对唐代治乱兴衰的简要记述与评价，谏言当朝者的施政行为，反映了浓厚的“以史为鉴”的特点。在《进唐鉴表》中，范祖禹就申明了希望藉《唐鉴》而“仪刑祖宗之典则，四方承式，万世永赖”[1]的用意。《唐鉴》卷一记载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定官制一事，范祖禹评论说：“夫天地之有四时，百官之有六职，天下万事，备尽于此，如网之在纲，裘之挈领，虽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臣未见其可也。”[2]这一段议论当为针对元丰改制而发。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时为右谏议大臣的范祖禹上疏，要求“尽复祖宗之法”[3]，其中对元丰改制亦有批评，称“有司亦失先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典，大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今一一依之，故自三省以下无不烦冗，重复迂滞，不如昔之简便”[4]，这段批评与他对唐代官制的评价颇有联系，可见其史论与时政的关联。
    其二，明辨理义，尊奉“正统”。
    范祖禹对“正统”中所蕴含的“德”、“义”、“礼”等儒家价值因素非常重视，在他的史论中，君主的有德或者无德直接决定了统治的兴废。范祖禹以拨乱反正为务，注重“教化之正”与“天下一统”的结合。《唐鉴》的最后，范祖禹着重阐明了他关于“正统”的看法：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人心悦而归之，则王，离而去之，则亡。故凡有德则兴，无德则废。君人者，勤于德以待天下之归而已。[5]
    范祖禹继承了欧阳修“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正统观，对司马光所谓“王霸无异道”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将君主之“德”作为维护王朝法统的根基，深化了“正统”的道德内涵。他的“治心”之说与“正统”观念，提升了北宋在“祖宗家法”指导下的“德治”成果，从“道统”和“政统”两方面强化了北宋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将道德批评的准则注于君主王朝法统的血脉之中。
    其三，强调君德，讲究“治心”。
    范祖禹的君主论的重要特点，在于他在欧阳修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君德”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将“治心”看作君主安邦立国的根本。在封建专制条件之下，君主之所以“杀谏臣，惑女宠，极奢侈，求长生，悦祥”[6]，作出种种倒行逆施之举并最终导致国家动乱，在范祖禹看来，主要是由于“有所陷溺其心”[7]，因此，“治心”对帝王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8]。范祖禹通过史论表达出对“帝王心性”的重视，将“治国”与“治心”联系在了一起，这成为他历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