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唐鉴》所蕴含的义理内涵的批评与争议
    然而，正如张端义所言，“虽学士大夫未尝说到这里”。南宋以来，学者对《唐鉴》的兴趣多集中于它所呈现的义理内涵。陈傅良在《跋胡文定公帖》中曾提及：
    余记为儿时，从乡先生学，同学数十儿，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鉴》一本。是时，三书所在未锓板，往往多手抄诵也[24]。
    陈傅良生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他幼年之时，当为南宋高宗朝中期。从这段记述可知，第一，《唐鉴》在南宋初期未曾有刻本，但流传已经颇广；第二，《唐鉴》在南宋，主要是作为儒学教材，与其他理学家如程颐、胡瑗等人的著作一起，作为儒生向学的启蒙。
    其后，南宋理学家们对《唐鉴》的关注有增无减，这其中最有代表性意义、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理学家朱熹。
    朱熹对《唐鉴》的重视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治通鉴纲目》中对《唐鉴》史论的征引，二是《朱子语类》中关于《唐鉴》的议论。四川大学粟品孝在其论文《朱熹对范祖禹学术的吸取》中，曾经作过一项统计，《唐鉴》近三百条的史论中，《通鉴纲目》引用了207条[25]，足见对《唐鉴》的看重。然而，朱熹对《唐鉴》的批评也很严厉，这些批评多见《朱子语类》。如前所述，《唐鉴》受理学影响很深，程颐等理学家对它看重也多因为此。可是在朱熹看来，《唐鉴》的议论“大体好，不甚精密。议论之间，多有说那人不尽”[26]，“论治道处极善，到说义理处，却有未精”[27]。《朱子语类》中关于《唐鉴》的条目有二十余条，多为批判之语。朱熹认为范祖禹“最好编类文字，观书多匆遽，不仔细……为人宏博纯粹，却不曾研穷透彻”[28]。他不满《唐鉴》对义理的阐述，认为“散开无收杀”[29]，并且将之与孙甫《唐史论断》作一对比，认为《唐鉴》不如《唐史论断》“精炼”。朱熹对《唐鉴》具体内容和议论的批评，主要有三处：一是“租庸调及杨炎二税法”事；二是“李世民诛高德儒”事；三是“姚崇择十道使”事[30]。针对这几件事，范祖禹得出“治国贵在得人”的结论，而在朱熹看来，范祖禹注重“人事”远超于“法”，这就有失公允了。朱熹曾总结范祖禹重人事轻法度的原因：
    《唐鉴》议论，觉似迂缓不切。考其意，盖王介甫秉政，造新法，神考专意信之，以为真可以振起国势，一新其旧，故范氏之论每以为此惟在人主身心之间而不在法[31]。
    又说：
    《唐鉴》也有缓而不精确处，如言租、庸、调及杨炎二税之法，说得都无收杀，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苟且处。审如是，则古之圣贤徒善云尔。他也是见熙宁间详于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32]。
    在朱熹看来，这种基于愤懑的情绪而产生的批评性文字，已经失去了“义理”的精要所在。朱熹思想的核心是“天理”，在他看来，这个“天理”是超于社会现实之外的，所以才要“去人欲，存天理”，而范祖禹从私人情绪出发，得出“得人重于得法”的结论，自然也就算不得“明理”了。
    然而，朱熹晚年，对范祖禹及其《唐鉴》的态度出现了重大变化，《朱子语类》中关于此有两段重要议论，其一：
    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则法虽不善，亦占分数多了。若非其人，则有善法亦何益于事？且如说郡县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继，不能得他去。如郡县非其人，却只三两年任满便去，忽然换得好底来，亦无定。范太史《唐鉴》议论大率皆归于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说，后来思之，只得如此说。又云：“革弊须从原头理。”[33]
    其二：
    居今之世，若欲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又事体重大，阻格处多，决然难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择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择人。范淳夫《唐鉴》，其论亦如此，以为因今郡县，足以为治。某少时常鄙之，以为苟简因循之论。以今观之，信然[34]。
    对待同一个问题，前后差异如此之大，原因似乎只能从“今”上去找了。朱熹一生坎坷，他少年得中进士，但仕宦仅七载，立朝仅四十六天，任祠官达二十三年，待职、无职或罢职十四年。最终还在韩侂胄擅权下，被胡弦、沈继祖等诬为“伪学”，成“庆元党案”，朱熹“得君行道”的理想终于破灭。惟其如此，在其晚年虽然理想主义情怀依旧②，但毕竟久经磨难，以上寥寥数语，既有基于现实的检讨，也可见无奈的感慨。对朱熹的这一晚年情怀，清人王懋竑在所著《白田杂著》中曾评论说：“范淳甫《唐鉴》言有治人无治法，朱子尝鄙其论以为苟简，而晚年作《社仓记》，则亟称之以为不易之论。而自述前言之误，盖其经历已多，故前后所言有不同者，读者宜详考焉，未可执其一说以为定也。”[35]这番议论，是结合朱熹生平所发的中肯之言。
    除朱熹之外，另一位对《唐鉴》加以重视的是南宋理学家吕祖谦。《唐鉴》现今最为流行的版本就是吕祖谦所注的二十四卷本，即《东莱先生音注唐鉴》，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元修本。但是，关于这个版本，南宋后期和元朝所流行的图书目录如《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中都不载此书，吕祖谦及其亲友所作著述中，也未提“分卷作注”一事，二十四卷本《唐鉴》确有后人伪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