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著作甚多，重要的史学著作有《十七史详节》和《东莱博议》等，前者“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36]，是史钞类作品，而后者选《左传》文六十六篇加以分析评论，是吕祖谦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东莱博议》所关注的嫡庶、华夷、天命、王霸、任贤、纳谏等问题，也是《唐鉴》所反复陈述的重点。但吕祖谦对《唐鉴》的关注，并非是因为此书史论的时政色彩，相反，在许多问题上，吕祖谦和范祖禹还颇有不同之处。如针对“纳谏”一事，范、吕二人都非常重视，但是范祖禹立足于君臣之间的互动，主张天子纳谏与臣子勤谏相结合，而吕祖谦则推崇“善谏”，称“人臣之忧，在于谏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从谏”[37]，更着重从君臣纲常的角度出发，对“欲以力强其君者”[38]的做法，是非常排斥的。
    与朱熹类似，吕祖谦看重《唐鉴》，也是从“义理”角度考虑的。吕祖谦曾言：“凡朋友问者，幸遍语之，所当朝夕从事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之类，则随其观者分量浅深要皆与有益，而无他敝也”[39]，足见其对《唐鉴》的重视。程颐之《程氏易传》、胡安国之《春秋胡氏传》以及谢良佐之《论语说》都是儒学的重要著作，吕祖谦将《唐鉴》与之并称，更多的是看重其中的义理观念，对它所蕴含的其他史学因素，也就不甚关注了。
    受到朱、吕等理学家的推荐，《唐鉴》在南宋中后期流传更为广泛，在流传过程中，它所承载的理学内涵也愈发为世人所重。陆九渊《象山语录》曾记一事：
    临川一学者初见，问曰：“每日如何观书？”学者曰：“守规矩。”欢然问曰：“如何守规矩？”学者曰：“伊川《易传》、胡氏《春秋》、上蔡《论语》、范氏《唐鉴》。”忽呵之曰：“陋说！”[40]
    陆九渊对《唐鉴》的态度姑且不论，单就这“临川一学者”而言，他将《唐鉴》作为儒学的必读书目，是很明显的事实，代表了南宋士人对《唐鉴》的主要看法。自朱熹之后，南宋士人对《唐鉴》的议论多集中于“书法”之辨，胡一桂《史纂通要》、项安世《项氏家说》、邢凯《坦斋通编》都曾针对《唐鉴》的“中宗年号”问题发表评论，表示赞同。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项安世《项氏家说》中的一段批评：
    《春秋》书，王在畿内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曰“公居于郓”，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则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41]。项安世所言，是针对《唐鉴》记录武则天一朝政治所发之议论。在《唐鉴》中，范祖禹一改《资治通鉴》系年于武则天之法，系年于中宗，他的理由是：“中宗之有天下，受之于高宗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岂得而间之？故臣复系嗣圣之年，黜武氏之号，以为母后祸乱之戒。窃取《春秋》之义，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42]。司马光不满武后自立，对她的行为如擅朝政、兴酷吏、蓄男宠等颇多批判之语，但是基本史实还是保持原样，体现的是据实直书的“信史”原则，而范祖禹以中宗年号系年，不称“卢陵王”而称“帝”等作法，更多的反映了理学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正统观念。从历史研究角度看，司马光的做法更胜一筹，但范祖禹对“正统”观念的重视，与同时代以及后世的理学家们遥相呼应，展现了宋代理学对史学的影响。以项安世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们，对这一点格外看重，将《唐鉴》微言大义的精神发挥到极点。然而，南宋群儒着力推崇《唐鉴》在发扬“义理”上的成果，却忽略了它作为史书的其他功能，这一方面是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反映，但同时也表明“秉笔直书”的著史思想在南宋理学兴盛的局面之下受到了忽略。
    受两宋学者围绕《唐鉴》的争执之影响，自宋末以至于清，士人对《唐鉴》的春秋笔法和义理观念一直颇为关注，将这本史家著作看成了儒学的参考书。两宋学者对范祖禹所著《唐鉴》是非功过的评论，实质上反映了宋人对道德的执著向往和对理想的孜孜以求；如果将其置于两宋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的话，更会发现这种争论对当时史学发展和理学发展的双重推动作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探索宋代史学的发展脉络，对研究宋学的形成、发展与演化，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注释：
    ①相关论文有：陈勇《从〈唐鉴〉看范祖禹的史学思想》（《西华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房鑫亮《〈唐鉴〉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汪高鑫《司马光范祖禹唐史观点不一致论》（《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宋馥香《论〈唐鉴〉的编篡特点及其历史评论特色》（《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及笔者的《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对范祖禹及其所著〈唐鉴〉的影响》（《社科纵横》2008年第1期）等。
    ②庆元六年（1200），朱熹病死家中，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