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宋学者为何推崇《唐鉴》
    据晁说之《晁氏客语》所载，范祖禹“平生为文，深不欲人知”[9]，《唐鉴》初刻，他还曾欲至京师毁版，被其子范冲劝阻，《唐鉴》才得以顺利刊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与范祖禹同时代的诸多学者、臣僚对其都称赞不绝。据《宋史》本传所言：“（范祖禹之《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可见北宋学者对此书的重视，以及对范祖禹的敬重。
    对《唐鉴》好评有加的，首推曾与范祖禹颇为交好的程颐。关于范祖禹与二程的关系，后世学者说法不一，朱熹《伊洛渊源录》引鲜于绰《传信录》，称其“记伊川事，而以门人称之”。对此朱熹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在翻阅范祖禹之子范冲所著《范太史遗事》之后发现，“家传遗事载其言行之懿甚详，然不云其尝受学于二先生之门也”[10]。考证传世的《范太史集》与二程文集，确实没有关于范祖禹师承于二程的确实记录，吕本中在回忆吕夷简的交游时也曾云：“荥阳公交游，则二程、二张、孙莘老、李公择、王正仲、顾子敦、杨应之、范淳甫也、黄安中、邢和叔、王圣美也”[11]，范祖禹与二程平辈相交的可能性更大，而范祖禹的历史思想也确实受到了二程的影响。朱熹所辑《河南程氏外书》记载：“范淳甫尝与伊川论唐事，及为《唐鉴》，尽用先生之论，先生谓门人曰：‘淳甫乃能相信如此’。”[12]《伊洛渊源录》引《范公遗事》记载：“元祐中，客有见伊川先生者，几案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谓客曰：‘近方见此书，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13]。《河南程氏外书》中亦有类似记载：“伊川使人抄范淳甫《唐鉴》，先生问曰：‘此书如何？’伊川曰：‘足以垂世。’”[14]。按《河南程氏外书》所载，此书之所以为程颐所重，是因为“范淳甫尝与伊川论唐事，及为《唐鉴》，尽用先生之论，先生谓门人曰：‘淳甫乃能相信如此’”[15]。《唐鉴》以“君德”为号召，将“治国”与“治心”融为一体，行“正统”之大义，以上种种，都可见程氏理学的影响；“尽用先生之论”似嫌夸张，但正如《程氏外书》所言：“《唐鉴》议论多与伊川同，如中宗在房陵事之类”[16]。范祖禹以“春秋笔法”记载武周朝的一段往事，也使得他自己成为了理学家所推崇的良材。
    不仅理学家重视此书，其他学者对《唐鉴》也多有重视，《晁氏客语》曾记范祖禹之子范冲拜访苏辙一事：
    崇宁初，淳甫子冲，见栾城先生于颍昌。栾城曰：“老来不欲泛观书，近日且看《唐鉴》。”[17]
    苏辙于绍圣年间也曾因反对新法被贬，经历与范祖禹略同，作为苏学的代表性人物，苏辙的历史思想与范祖禹差异颇多，但在其晚年却对《唐鉴》颇有兴趣，这一方面可见《唐鉴》内容的精到，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了《唐鉴》流行之广。
    元符元年（1098年），范祖禹因党争遭贬，客死化州，但他所著《唐鉴》依然流传四方。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载有这样一段往事：
    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坐党锢事。久之，其幼子温，自元实，与吾善。政和初，得为其尽力，而朝廷因还其恩数，遂官温焉……一日，游大相国寺，诸贵珰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见温，辄指目相谓曰：“此‘唐鉴’儿也。”[18]
    范祖禹晚年受党争之累，客死异乡，然而其所著终究青史留名，在《唐鉴》之后，北宋似再无重要的史论类著作。
    三、怎样看待南宋学者评论《唐鉴》的是是非非
    进入南宋之后，《唐鉴》依然为世人所重，它所蕴含的历史兴亡之道成为天子、朝臣关注的重点，其义理精神也被理学家们所看重，围绕《唐鉴》的批评与争议，从南宋初年一直延续至宋亡，成为南宋史学批评发展的重要例证。
    （一）对《唐鉴》“以史谏政”特征的评论
    早在南宋立国初年，孙觌就曾进《讲筵乞读范祖禹〈唐鉴〉札子》于宋高宗。孙觌认为“人主无职事，惟辨君子小人而进退之，则人主之职也”，而“《唐鉴》一书，专论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恶之辨。唐之所以兴以君子其所以废以小人，著之简篇，炳然在目”[19]，因此，他建议宋高宗“每御迩英，诏左右之臣进读《唐鉴》一二篇，不出岁年可见唐室废兴之由，尽出于君子小人用舍之际，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必能补圣政之万一”[20]。孙觌的这一札子呈于绍兴初年，在这之前的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在风雨飘摇中称帝，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和”或者“战”的问题。而“主和派”与“主战派”之间的争论，往往就会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高度。孙觌力主议和，在靖康之变时还亲自执笔，起草投降文书，他上此札的用意，与其政治立场关系密切，但札子所言的《唐鉴》以唐代治乱兴衰为借鉴、“元勋盛德、乱臣贼子、忠邪贤佞，如指东西，如分黑白，开卷了然”的特点，概括得十分准确，把握了《唐鉴》以书写历史而指点现实政治的特征。
    孙觌的建议似乎颇为有效，宋高宗对《唐鉴》很是看重。张端义《贵耳集》曾记载：“德寿（宋高宗）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21]高宗从施政的角度出发，注重《唐鉴》的警戒作用和劝谏用意，这也成为南宋初年世人对《唐鉴》的一种典型评价。宋高宗主持南宋政治几近六十年，失政多，良治少，但他毕竟是一国之主，对《唐鉴》的现实意义还是把握得十分清楚。这一点，也受到了张端义的赞赏，认为高宗之言“虽学士大夫未尝说到这里”[22]。
    对《唐鉴》以唐史谏时政的特征，南宋学者周必大也颇有心得。在《文忠集》中，周必大称赞《唐鉴》说：“祖禹著书，皆可备乙夜之览，篇篇即是谏疏”[23]。这种是从《唐鉴》对时政的效果为出发点的批评，在南宋颇为流行，这一方面反映了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以史为鉴”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南宋士大夫们以北宋士人为榜样积极参与政治的决心。正是在这一氛围之下，《唐鉴》在南宋初年的朝堂之上颇受重视，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东宫官请增读范祖禹《唐鉴》，孝宗也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