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人权派的出现、锋芒所向及国民党对人权派的态度等方面来看，人权派的政治主张是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一种否定，人权运动是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当然，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人权派，其政治主张与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实践也是相对立的，在人权运动中也确有一些反共言论，但从总体来看，不占主导地位，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言论相比，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人权派向国民党要民主、争人权带有一贯性，贯彻人权运动的始终。其前期言论之激烈不必赘述，即便是后期，在遭到国民党的压制和打击以后，人权派虽开始软弱下来，但也未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立场，对国民党的施政方针仍持批评态度，在这之后出版的《新月》杂志第3卷第7、8、11、12各期中仍大量刊有抨击国民党的文章。如罗隆基《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等，其火药味仍然浓烈；而人权派的反共言论只是在人权运动后期才开始出现，前期则只字未见，故不带有一贯性。人权派的反共，系阶级性质所致，出于必然，但出现于人权运动后期，又与国民党对其打击和压制不无关系。国民党的打击和压制，使人权派对国民党的态度逐渐软弱下来，为了与国民党有“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17）发一两篇反共文章已属必须，起码可以减轻压迫和打击，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这表明，人权派在后期开始反共，又带有偶然性。因此，同带有一贯性的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言论相比较，不能不有主次之分。还应该看到，在整个人权运动中，人权派共发表了30多篇政论文章，其中98%是针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只有两篇即罗隆基的《论中国的共产》和《论共产主义》是指名反共的文章，如果加上胡适的《我们走那条路》，也只有三篇，但胡适此文并未指名攻击中共，而是在宣扬“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时，否定“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如此悬殊的数量对比，明显地反映了人权派的反共言论不是人权运动的主体部分。历史事实表明，人权派攻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及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与实践，都是相冲突的。然而，人权派却把主要锋芒指向了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即不表明人权派同国民党有什么特殊怨恨，更不意味着人权派对共产党的什么好感和同情，它是由国共两党当时所处的不同地位所决定的。
    人权派活动的1929至1931年间，正是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并逐步统一全国的时期。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实行清党，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失去了公开存在的权力，力量受到极大摧残。中共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点燃了工农革命的星星之火，到1930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许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仍是地方性的红色政权，革命力量尚不足以控制全国政权。而此时的国民党，却是掌握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的执政党，控制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政风和民气。人权运动是由具有一定忧患意识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而发起的。国共双方在当时所处的这种不同的历史地位，使人权派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而共产党领导的局部的工农民主专政在人权派的视野里不占主要地位。因此，人权派的理想追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权派与当政的国民党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诸多方面，归纳起来，基本有三：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追求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政治相矛盾冲突。人权派成员大都留学欧美，深受西方民主政治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如胡适，已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视为最先进的理想追求，而牢牢地刻印在意识深处。然而，他们所面对的中国现实却与他们的理想追求相去甚远。北洋军阀政权搞得中国满目疮痍，国民党的专制政治也没有丝毫民主的意味。专制与民主形同水火，势难相容，人权派欲改变中国现状，实现他们所向往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便本能地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政治进行了一番攻击，而这一专制制度的制造者和代表者国民党，便成为他们攻击的实际目标。他们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建立在平民政治的原则上”，而在没有平民政治的中国，是无法产生他们所要求的政治制度的。（18）他们反复表示：“我们反对永久的独裁制度，我们亦反对暂时的独裁制度，”认为“要走上平民政治的正轨，根本要打一党专政的局面。”（19）并进而声明：“我们要向主张‘党高于国’、‘党权高于国权’的国民党，收回我们国民的政权。”（20）表明了他们与国民党的直接对立。
    第二，知识分子的参政意识与一党专政的不可调和。人权派成员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固有的文化氛围使他们身上遗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吾侨不出，予苍生何”等古之遗训时常鞭鞑着他们不甘寂寞的灵魂。多年的留学生活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参与意识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这种靠自己的学识决断天下的使命感，因而人权派成员大都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然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却把所有的民主派别排斥于政权之外，也不给其他非国民党人士以参政的机会。这样，人权派那种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要求政治发言权，以自己的才干“治国平天下”的热望便化为泡影，他们的满腹经纶无处施展，这种情况带来的是他们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极为不满。抨击的执政者的不学无术，要求实现“专家政治”以挤身执政行列，是人权派参与意识的突出表现。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政治上的紊乱状况，根本的罪孽，是在不懂政治的人，把持国家的政权，不懂行政的人，包办国家的行政”，并认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21）提出要把中国的行政办得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22）“只有专家政治，才能挽救现在的中国。”（23）他们视自己为“专家”，鼓吹专家政治，表明了他们要求参政的强烈愿望。
    第三，两种文化观的差异。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国民党出于政治独裁和经济垄断的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攻击共产主义，否定民主主义，诬蔑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使“人欲横流”，“四维护绝灭”，成此“今日禽兽般的世界”。（24）同时，大肆尊孔复古，鼓吹恢复儒家“道统”。主张复民族，首先必须恢复“中国魂”，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礼义谦耻”一类的“固有道德”，（25）奉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人权派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倡导者，他们大都参加或者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受西学的长期熏染，在文化观上不仅早已砸碎了孔家店，有些人如胡适甚至滋生了全盘西化的倾向。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差异，使人权派在是非标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同国民党格格不入。如人权派以资产阶级“法治”为是，以封建主义的“人治”为非，而国民党则反之。对于国民党奉行的文化复古政策，人权派也大不以为然，在文化观上，他们不仅觉得没有复古的必要，而且认为中国“处处都保持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如此下去，非但“谈不到仁爱和平”，而且简直是“残忍野蛮”。（26）他们称颂新文化运动到现代中国之积极意义，指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收世界的新文明。”而“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讲，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文化观的差异，成为人权派与国民党矛盾冲突的重要内容。
    总之，人权派与国民党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是现实的，实际的。前面曾经提到，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使人权派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而不是共产党的工农民主专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人权派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最现实的障碍，而共产党的工农民主专政只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与之尚未形成完全现实性的激烈冲突。因此，人权派的政治主张虽与国共两党均有矛盾，却把主要锋芒指向了国民党，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近代来政治紊乱的现象，不在小民，实在中央地方政府。”（27）“一切罪孽，都在整个制度，一切责任，都在政府和党魁。”（28）
    人权派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其最终目的在于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人权派政治思想的核心所在。人权派的政治思想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那么，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呢？其基本倾向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呢？在这里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
    从历史上看，人权派所向往的资本主义制度，曾经是富有生命力的先进事物。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提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然而，历史的发展又会使具有先进性的事物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失去以往的光泽。当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已经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一些国家得以巩固和发展，尤其是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其固有的矛盾日益尖锐，腐朽、反动的本质也应充分显露出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走向灭亡，世界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于是，在人类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趋向中，资本主义制度已失去了它的先进性与合理性。
    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总体趋向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在同步发展。当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建立起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中国仍处于封建统治时期，并在外国列强入侵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北洋政府取代清政府，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政权几经易手，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越陷越深。五四运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然而，这只是革命性质的变化，中国的社会性质并无改变。简而言之，当欧美一些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当俄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时候，中国却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艰难地挣扎着。这就是当时中国有别于欧美一些国家的特殊国情。
    列宁曾经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另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它各国的具体特点。”（29）我们在评析人权派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时，应该如列宁所说，“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立足于当时中国“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的社会发展与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形成了较大的“时间差”，在西方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封建主义制度，在中国却牢固地存在着，并且同帝国主义势力相结合，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在西方早已显出其没落、腐朽本质，在俄国已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却尚未出现，而被看到是优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新事物为人们所鼓吹、所向往、所争取。这种“时间差”反映了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不同的社会矛盾和本质，在中国，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用民族民主革命的方法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变中国为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基础，创造前提，是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不可移易的历史潮流。人权派试图以改良主义的途径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不论其手段还是目的要求，均已落在时代发展之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相抵制的消极作用。然而在清除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方面，又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相一致，故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不应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并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 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30）在反封建的任务完成以前，人权派否定当时的现存政权，即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合理的，也是进步的。
    还应该看到，在人权运动兴起时，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与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民党蒋介石凭借手中的权力，在全国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对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人权派反对国民党“训政”名义下的一党专政，要求政治信仰的自由，主张效法英美式的政治，切切实实拥护民主，倡导民权，实行民治，尽管这期中难免存有对英美民主政治的幻想，但本身却是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否定。当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时候，人权派喊出了“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等口号，在政治上揭露并孤立了国民党，客观上对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对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多少也起了一些有益的作用。
    应该肯定，面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权派力图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来改变国民党的独裁制度，其基本倾向是进步的。那种认为其“基本倾向是反动的”，“完全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附庸”等的观点，与人权派政治主张的基本倾向和实际作用是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