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傅斯年主持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使科学的历史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间，也成为后人追慕不已的学术盛世。然而在青年人眼中，一头扎进专深学术的“五四”先驱如今在思想上已经大大落伍，无法取得他们的信仰。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尽管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者也发起了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但他们的声音显然太过低调，不再有新文化运动时的风光。一九三○年四月，胡适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是为自由主义者参与论战的论纲，结果却遭到梁漱溟尖锐的“敬以请教”：“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封建制度或封建势力还存在不存在？这已成了今日最热闹的聚讼的问题。”先生若只是平列罪恶现象，“全不提出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论断来”；要想推翻革命家的理论和号召，“亦太嫌省事！”（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册，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直到一九三二年八九月间，在迫切的民族危机之下，胡适写了两篇文章算是正面回答梁漱溟的“请教”：中国自秦汉以后无“封建”；宋以来无“士大夫”；元明以后，“三家村小儿”靠几部刻板书几百篇时文就可以登科做官。中国的社会太过拉平，人民太贫穷，教育程度太低下，以致既没有一个有势力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有势力的智识阶级，对于君主政体的信念又被那太不像样的满清末期毁坏，“中华民国”的建设事业于是缺乏一个“天然候补的社会重心”。一九二四年以后，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本有望成为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不幸却“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以至渐失所望（《领袖人才的来源》、《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载《胡适文集》第五册）。
    这时，傅斯年对中国之病症及其历史根源的诊断与胡适大体一致：中国曾以繁荣的工商业、优美的艺术文学以及大帝国的组织力昭示光荣，今日之患，主要在乎没有“政治重心”，而此失“心”之症根源于脱离“封建”太早、帝制训练太长久的历史。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其他什么党，只要能拿得起“政治”，当得起“政治重心”之责，则一切事情都可望进步（《“九一八”一年了！》，载《傅斯年全集》第四册）。他开出的药方，是切实从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入手，要把大学建设成一个“力学”的园地，要以专业技能的训练为中心，培养出一个“技术阶级”，他们将构成社会的“中等阶级”，成为自由民主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他说：“若想中国成一个近代国家，非以职工阶级代替士人阶级不可；若想中国教育现代化，非以动手动脚为训练，焚书坑儒为政纲不可。”（《教育崩溃之原因》，载《傅斯年全集》第五册）他之主张科学的历史考据学，一心一意造就一个象牙塔般的“学院”，盖与他心中的“中国大历史”以及建立其上的中国现实观密不可分。
    傅斯年主要关切为中国造“社会”的问题，因为按照从西方历史抽象出来的普世性“进步”逻辑，当然应该先有一个以中等的技术阶级为中坚的“社会”，然后从中自然成就一个政治中心势力。但是，随着几千年王朝制度的终结，中国近代不仅存在“社会”残破的难局，更面临着“国将不国”的迫切危机，也就是说，同时还存在造“政治”的问题，像傅斯年、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在实际上，他们寄希望于国民党能先把自己打造成真正的“政治重心”，解决“国将不国”的问题，然后再按照历史“进步”的程序，“自上而下”地造“社会”。可是，这个新的“政治重心”并非产生自“技术阶级”，当然也没有培养一个以“技术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的动力。
    大约在一九三○年，时值“中国社会史论战”方酣之际，傅斯年计划写作一部通论性的中国文化史，名曰《赤符论：一个开启中国历史之正形之尝试》，可惜只存目次，不见任何进度，否则，我们今日当有一部出于中国自由主义者之手的“中国通史体系”了（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318页）。
    四
    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化立场和学术观念上与胡、傅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适相反对，但是，他们在检讨“中国问题”时所提出的“中国社会史论”，却与自由主义者颇有相合之处，且提供了更为踏实的历史论证。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隋唐以后科举兴起门阀衰落，使中国社会从此走上“平铺散漫”之境，“王室”与“政府”日益骄纵专擅，士人阶级在科举制度的桎梏下日益丧失其领导社会的责任意识和能力，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始作于一九四二年春，是他自民初以来政治、文化实践的思想总结。他论述说，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社会生活的进行，宁靠社会自身而不靠国家，地方自治和职业自治都有悠久传统。然此种社会组织不能与中古欧洲封建社会的“集团生活”相比。欧洲中古社会的宗教组织和封建制度，使个人得以脱出家庭家族，而能组成较大规模的社会集团，造就了欧洲人“集团生活”的能力。而集团组织对于个人的严酷压制，转能激发其争取权利、自由的强烈意识。而中国人则家族生活偏胜，又将家族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以至于“天下一家”。这种“类家族”的社会结构，既与大规模“集团生活”不能相容，又妨碍着国家的统御能力。汉以后两千年来，一方面，中国人做惯了“天民”，缺乏“集团生活”的锻炼，其自治性的社会组织有欠明确坚实，与“官治”有时相混；另一方面，历代王朝“一人在上万人在下”，有专制之名无专制之力，是一个一盘散沙的庞大群体，一个大“文化区”，而难言“社会”以及建立其上的“国家”。梁漱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从事乡村建设，其目标就是试图使中国农民学会“不卑不亢的商量，不即不离的合作”，从而建设脱出家庭家族的社会组织，养成相应的公德与法治观念。
    但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中国大历史”毕竟别有怀抱。钱穆虽然认为中国历史在宋代以后，因社会“平铺散漫”而产生了种种沉疴，但其历史价值的标准，终究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抟成及其力量的增长。以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眼光去看，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日愈的同时社会也日趋平等，这并非一定是每况愈下，而也是一种“进步”，因为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日渐紧密地凝聚为一个整体，并向更广阔的空间铺开来去。而中国向现代的进化，也意味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有力的中央政权，而不是走向分裂，从“天下一统”退回到小国林立的春秋战国之世。傅斯年作为一个炽烈的爱国者，他其实也一再强调“专制一统之天下”造就了“中国”这个庞大的政治组织，造就了一整个的“中华民族”。但他同时又认为这个“专制一统之天下”的历史实在是违背“进步”的逻辑。傅斯年自己对其历史论述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张力并没有充分的自觉，但在当今之世，我们却应该考虑怎样将这两种矛盾的标准同时纳入中国历史的总体结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