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是晚清统治集团的重要分支清流派的要角，其政治生涯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剖析这一历史人物不仅有利于我们对张佩纶个人的了解，而且有助于对晚清政局的把握。长期以来，张佩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直未被重视，有限的论著对其评价也往往流于片面或失之偏颇，本文拟对他进行全方位评析。
    一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县人。1848年11月24日出生于官僚家庭，同治年进士，1874年授编修，其后历任侍讲、右庶子，署左副都御史、侍讲学士、总理衙门行走等职。同光之季，正是清王朝中兴梦破的多事之秋，列强环伺，衅端屡作，水旱连灾，民生凋蔽，民族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有感于封建统治的岌岌可危，立足于封建卫道的正统立场，张佩纶从光绪初元至80年代中期，十年之中，慷慨言事，“累疏陈经国大政”[①]，“内则屡劾大臣，不避权要，以肃纪纲，外则慎交涉，筹武备，谋保属邦以卫中国，”[②]成为光绪朝前期“得名最远，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由于清流派属于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派系，其立足点在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历来人们有清议有“反动性”之说[③]，如此，张佩纶也随之被定了性，其政治主张中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便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其实，无论是清流派，还是张佩纶，都不是简单的“反动”二字便勾勒的清楚的。
    清流，在封建社会是指那些没有实权，但负有时望，不肯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每当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时，在统治阶级中不当权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之中，总有人挺身而出，抨击时政，指斥当道，提出某些社会改良的方案，使政治有所修明，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政治腐败，法纪不修是封建社会走上穷途末路时的不治之症。同光年间，腐败势力盘根错节，各级官吏贪赃枉法，加之外患频繁，情况尤为严重。张佩纶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蚕食，忧心忡忡，感慨良多：“十年以来外侮纷起，无岁无之，自今以往其有极乎？”“而上下苟安因循，风气颓靡，已复尽道光季年之习，其流极或且过之。”[④]张佩纶继承了历史上清流的传统，于1876年12月首次上《屯田实边折》，从此，便以经世治国的姿态，登上了光绪朝前期的政治舞台。他一方面敦请朝廷励精图治，“广开言路”，一方面参与了包括直谏、纠弹、揭露政治腐败的斗争。
    1882年3月，张佩纶弹劾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以及企图包庇他们的左都御史童华，10天后三人被同时开缺。
    1881年秋至1882年春，云南省派人到户部报销经费，户部竞乘机索取贿赂8万两。此事被揭发以后，牵涉到满尚书军机大臣景廉和署理汉尚书军机大臣王文韶，所以朝廷打算敷衍了事。但张佩纶坚决反对姑息包庇，下决心弹劾到底，于1882年11月25日和12月7日连上三折一片，不顾自己与王文韶的姻亲关系，明确表示：“若不决去贪人，无以儆惕有位，血诚披沥，不敢顾私。”[⑤]他甚至情词恳切地说：只要朝廷能“简任贤能，勤求治理”，即使自己“获咎而去，此心较安”。[⑥]对于张佩纶的这种举动，清流党人的后台李鸿藻十分担心，唯恐“疏劾不已，或忤上意”，“欲调停其间”。不料张佩纶寸步不让，甚至“坐责文正（李鸿藻）瞻徇。”最后朝廷不得不让王文韶“回籍养亲”，将其开缺。这时，景廉以失察为名自请议处。张佩纶认为他避重就轻，于1883年1月11日再疏弹劾。六天后部议结果只将景廉罚俸一年，已署理副都御史的张佩纶大为不服，断然拒绝在奏折上签名会衔，以示抗议。
    1883年秋，张佩纶奉朝廷之命前往陕西调查有关案件，其间，他认真履行职责，穷追不舍，除于原参劾罢巡抚冯展云外，复论列多人，人称“寻常查办，无此认真”。张佩纶则自诩此行是“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⑦]
    据《涧于集》统计，从光绪元年--十年，张佩纶上奏的折、片共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折、片将近1／3。另有会同他人上奏的折、片共25件，其中弹劾的占2／5。而且，张佩纶弹劾的对象大多是一些高级官员，除上文提及者外，还有吉林将军铭安、福建巡抚丁日昌、陕西巡抚谭钟麟、内务府大臣茂林、工部尚书贺寿慈、侍郎邵享豫、船政大臣黎兆棠、云南巡抚肇元等。
    诚然，张佩纶的直言敢谏完全是为着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但他的某些言行毕竟使贪官污吏有所顾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这种对社会腐败和黑暗的揭露，可以促使更多的人正视现实，逐渐清醒，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除此之外，在张佩纶的有关内政主张中，还包含关心民生、体恤民艰的可贵之处。光绪初年，“民生日窘、怨恫交作，灾害频仍”，天灾人祸把亿万百姓逼到了生死的边缘，尤其是历时两年，地跨九省的“丁戊奇荒”，使全国人口伤亡达1／40强，更有无数灾民卖儿鬻女，流离失所。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分子，张佩纶有别于那些官僚专权、玩视民瘼的同僚，能够体恤下层人民的疾苦，十分关心诸如屯田、救荒、水利兴修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作。1877年，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各省发生严重旱灾，他带头掀起上书言事的高潮，敦请朝廷广开言路，关心民间疾苦。1879年3月，张佩纶建议在畿辅地区兴修水利，治理盐碱，减轻对南方漕粮的依赖，缓解南方农民的负担。面对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张佩纶坚决主张赈灾济民。他说：“库储诚匮，可徐筹，若民命则死不复生，民心散不复聚，”呼吁朝廷要“重民命，收民心”[⑧]。
    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是张佩纶体恤民情的又一表现。针对当时官僚机构雍肿，冗员重叠，各级官吏唯利是图，横征暴敛的状况，张佩纶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之苦吏也甚于水，则朝廷之治吏也当急于治水”。[⑨]1882年8月，他借水灾乘机向朝廷提出六项建议：“勉大臣”、“课长吏”、“求直言”、“明庶狱”、“杜中饱”、“禁浇风”，希望通过清仕途、严纪纲减轻官吏对百姓的侵扰。他甚至大胆要求停止向朝廷进呈玩艺单，停止看烟火，实行减膳，将矛头直接指向穷奢极欲的皇太后。
    清朝末期，官吏草菅人命，最高统治者也往往袒护徇情，以致冤假错案层见叠出，令下层民众苦不堪言。张佩纶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上仗义执言，鸣冤叫屈，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1875年，四川东乡县署知县孙定扬议派加捐，每征银一两，加收五百文，引起抗粮风潮。孙定扬诬告乡民叛逆造反，请派军队洗剿。提督李有恒竟当真派兵前往镇压，杀害寨民500人，酿成特大血案。此案发生后，张佩纶等人多次上书，参劾李有恒妄杀无辜，终使该案经反复核查得以平反，孙定扬、李有恒被刑部议定斩监侯，护督文格与川督丁宝桢均下部严议，500位冤魂得以安息。张佩纶时常就此提醒朝廷，在奏折中反复重申：“今各省讼狱繁多，吏治废驰”，“千百生灵无罪而膺锋刃，冤魂碧血，愁惨晦冥”，希望“间有疑狱，务以科道纠参，庶雍蔽尽去，民隐达矣。”[⑩]
    勿庸讳言，张佩纶反对苛敛、清理冤狱的出发点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江山社稷，其恤民主张也多流于空谈，但他毕竟承袭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因而仍有一些可取之处。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民本思想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值得基本肯定的思想，所以，张佩纶等清流派有“反动性”的观点是有失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