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行裁革冗官的活动，是张居正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此史家论著多有谈及，但未见专文详论，而这一活动留给后人深刻的教训，研究这一活动，既有学术价值，也有实践意义。笔者谨不顾浅陋，草就此文，对之作一较为详细的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前人的裁革活动明朝初年，政事简略，风俗淳朴，因而官员所设不多，中叶以后，政务趋繁，加之吏治日趋腐败，官员数量渐增。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六月，詹事霍韬上《修书陈言疏》指出：“天下武职，洪武初年二万八千余员，成化五年增至八万一千余员，锦衣卫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员，今增（至）一千七百余员。由二万而八万，增四倍矣，由二百而一千七百，增八倍矣。”“再按天下文职，洪武初年官有定额，故数易稽，今冗员日多，职守日紊，数亦难稽……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矣，合文职计之，盖已逾十万矣，是职员极冗，未有甚于此时者也。”[1]（卷187）[2]（卷54）官员的增加，对于应对政务趋繁有有利的一面，但又往往是人多不干事，甚至妄生事端，此外，财政开支也与日俱增，加重了国家与社会的负担。于是裁革冗官，成为明中叶后政治生活中不断议行之事。如明孝宗即位后不久即下令汰传奉官，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凡二千余人。[3]（卷35）又如嘉靖年间，明世宗曾鉴于“今天下诸司官员比旧过多”，“宜致百姓艰窘”，命大臣桂萼“会官查议裁革”。[1]（卷181）并于嘉靖八年至十年间，陆续裁革了部分文武官员。[2]（卷54、卷55）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裁革官员的活动并不能顺畅进行，均是随裁随复，甚而越裁越增，直至万历初年，这一问题依然如故。于是裁革冗官成为张居正改革弊政的重要举措之一。
    二、大力推行的前奏张居正裁革冗官，早在他担任首辅以前就已开始。隆庆间他曾分别给湖广巡抚和巡按写信，谈及裁革施州兵备。其《与湖广巡抚》一信说：“屡辱翰示，已一一具复。近闻施州兵备决当裁革，乃李佥宪亦自以为当裁，则舆论可知矣。部中已停缺不补，幸早具议，以便题覆。”其《答湖广雷巡按》说：“辱翰示，知道从已临楚地，无任欣慰，兹有一事请教。施州兵备，旧无此官，偶以邻境小寇，谩而增设。今地方事宁，此为剩员矣。夫官多民扰，供亿费烦，姑未敢论；且分巡荆南道，原控制蜀之瞿塘，如得其人，何事不举！乃舍其专职而另设官，於事体便乎否也？今李佥宪已升铨部，停缺未补，俟两院具题即议省矣。惟裁之，幸甚。”[4]（《书牍》一）这两封信，为了阐述施州兵备当裁，从设置历史、官员职掌，到便民、省费、舆论倾向，多角度提出理由，可见其对裁革冗官之认真。
    担任首辅后，张居正继续裁革冗官。自隆庆六年（1572）到万历七年（1579），裁革冗官的事情不断发生。如万历元年十月乙丑，“罢补增设兵部侍郎。”[5]（卷18）三年五月，“裁山西太原府孟县县丞一员。”[5]（卷38）张居正与地方大吏在书信中讨论官职应否设置的记载也能看到。如宋阳山于万历元年至四年任应天巡抚期间，张居正给他的一封信即有这种讨论：“水利之责御史，昨凌洋山始建此议，仆固以为未便，乃渠则坚求必遂，故黾勉从之。今奉教，信为冗设也。”[4]（《书牍）八《答应天巡抚宋阳山》）不过，这时张居正之裁革冗官尚未大力展开，只是零星进行，并且根据需要而增设官职的情形也同时较多地存在着，如万历三年五月丁卯，裁革太原府孟县县丞一员的同时，还“添设徐浦县县丞一员”。[6]（卷38）三、大力推行的四个阶段万历八年，张居正开始大力推行裁革冗官的活动。正月张居正向神宗报告，“伏蒙发下吏部推升官员一本，内有苏松管粮参政缺，推山东按察司副使周之屏、湖广按察司副使金学曾堪以升补”，但苏松管粮参政“系近年添设，访之彼中士民公议，皆以此官为冗员，不必升补”，因此“拟旨下部查议，伏乞圣明裁酌，将此二员姑停点用，俟该部议定覆请圣裁”。得到神宗的认可，第二天对吏部遂作出批示：“苏松管粮参政设自何时？即今应否裁革，还查议来说。”[7]（第三册，第15至16页）吏部遵旨回覆：“近年内外官员视国初之旧额已增数倍，不顾民之艰难，动滋烦扰，如此非一。”神宗以吏部所言为是，即命“各省直兵备、守巡及参游等官，凡添设者，俱一一查议具奏裁革，以称省事尚实之意”。同年二月裁革苏松管粮参政。于是，裁革冗官的活动遂轰轰烈烈开展起来。[5]（卷96）整个万历八年，是大力裁革冗官的初始阶段。其主要的裁革内容除二月裁革苏松管粮参政外还有：
    闰四月辛酉，裁革浙江驿传道及福建按察司监军副使各一员。[5]（卷99）壬戌，裁革浙江左营游击一员。[5]（卷99）六月己亥，裁革宣大威远参将及广灵大山口守备。癸卯，裁革三河、霸州守备，及长峪城提调，并密云、遵化、永平三府武学提调各一员。甲辰，裁革庐州府麻阜镇把总一员。丙午，裁革山西宣府怀隆兵备副使一员、河南总部京粮右参政一员、督粮左参议一员、雎陈兵备一员、山东督粮左参政一员、总部京粮左参政一员、分巡东兖道佥事一员、陕西督驿传左参政一员、屯田水利副使一员、庄浪兵备一员、甘肃太仆寺少卿兼佥事一员、广西督粮右参政一员、永宁兵备副使一员、四川督粮右参政一员、水利驿传佥事一员、叙泸兵备佥事一员、广东督粮左参政一员、湖广屯田水利副使一员、江西饶州兵备副使一员、佥事一员。癸丑，裁革杨舍守备一员。己未，裁湖广总兵官。丙寅，裁革广东按察司监军副使、广州兵备佥事、贵州布政司督粮参政各一员，河南按察司淮凤营田佥事俟核实事完并裁。丁卯，裁京通二仓经历六员。[5]（卷101）八月壬午，裁革延宁甘固各游击及守备八员。[5]（卷102）九月癸未，裁革福建督粮右参政一员及盐运司判官、提举司提举和吏目，并裁怀安县，自知县以下俱革。甲申，裁革辽东行太仆寺少卿及本寺主簿。甲申，裁革广西盐运提举司添设副提举一员。己丑，裁革福建行都司屯局佥书一员。壬辰，裁革广西昭平参将。[5]（卷104）十月甲寅，裁革云南布政司督粮参政一员。[5]（卷105）十一月丁丑，裁革云南临安参将。壬午，裁革广东阳电海防、潮州陆路参将、总兵标下练兵把总各一员。[5]（卷106）上列各项可知，万历八年裁革冗官的锋芒所向，虽然包括了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把总等各级武官，以及太仆寺、盐运司、知县及其佐贰等多种文官，但主要的目标是各布政司和按察司佐贰的道员，其裁革数量，几占这阶段裁革总量的一半。到万历九年正月，张居正裁革冗官活动的矛头改为主要指向两京各部院司寺，标志着这场活动进入了高潮阶段。其具体裁革冗官情况如下：正月辛未，裁革在京各衙门官员一百多员，包括户部浙江、湖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司主事各一员，江西、云南、山东、四川、山西、贵州司各二员，陕西司三员；礼部仪制、祠祭、主客司各一员，铸印局副使一员；兵部武选司郎中一员，车驾、职方司郎中各一员，管优给主事一员，管存恤主事一员，武库司管京卫武学主事一员；刑部十三司主事各一员；工部营缮司管重城员外郎一员，屯田司管台基厂主事一员，虞衡司管遵化铁冶郎中一员，杂造局大使一员；都察院司狱一员；通政使司右通政一员，誊黄右通政一员；大理寺左评事一员；顺天府管军匠通判各一员，都税司、正阳门分司各副使一员；国子监助教四员，学录一员；太常寺博士一员，协律郎一员，赞礼郎五员，司乐十二员；光禄寺典簿一员，大官署署丞一员；尚宝司司丞一员；上林苑监蕃育署、良牧署录事各一员；未补给事中户科四员，礼科二员，兵科五员，刑科四员；中书舍人二员；行人司右司副一员，行人五员；詹事府主簿厅录事一员。辛巳，裁革南京各衙门官员近五十员，包括：吏、礼、兵、刑、工各部侍郎皆一员，大理寺寺丞一员，太常寺少卿一员，户部湖广司员外郎一员，山西、云南司主事各一员，工部虞衡司主事一员，大理寺左右评事各一员，太常寺山川坛奉祀一员；鸿胪寺鸣赞一员、序班一员，应天府管马通判一员，五城兵马副指挥各一员，留守五卫千户所吏目各一员。[5]（卷108）万历九年二月后，张居正大力推行的裁革冗官活动进入继续发展阶段。在这阶段里，裁革冗官的数量超过了既往，对象也非常广泛，而其中被裁最多的则属各省司府州县的佐贰杂职。其主要事实有：二月，裁革北直保定等府同知、通判、州判、县丞、主簿、仓巡等官五十五员。[6]（卷109）三月，裁革应天、福建仓大使等官四十六员。裁革浙江布政司等衙门都事等官二十员。[5]（卷110）四月，裁革江西、陕西、延绥、郧阳等处司府州县佐贰杂职等官三十一员。裁革四川司府州县佐贰杂职等官二十六员。[5]（卷111）裁革抚治郧阳、巡抚顺天二都御史。[2]（卷71）五月，裁革南京中左二府、锦衣卫各佥书，及大教场等营把总八员。壬申，裁革南赣、贵州司府县驿等官十员。[5]（卷112）六月，裁革大同正兵标下游击官。[5]（卷113）七月，裁革湖广、广东、郧阳等处司府州县佐贰杂职等官七十四员。裁革广西司府州县佐贰杂职等官四十九员。[5]（卷114）九月，裁革直隶苏州等府递运所等官八员及云南临安等府知事等官三员。[5]（卷116）万历九年十月至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是张居正大力推行裁革冗官活动的第四个阶段，这是活动的最后阶段，其特点是一方面仍在继续裁革冗官，而另一方面裁革数量已明显减少，并且对提出来的裁革建议，并非全部采纳，不宜采纳者即断然拒绝，甚至出现了增设官职或通过调整而提高所设官职级别的现象。裁革冗官的事例有：万历九年十月，裁革宁夏镇领班都司二员。[5]（卷117）十年二月，裁革山东德州左卫、莱州卫知事各一员。甲辰，裁革湖广澧州顺林驿官。[5]（卷121）三月，裁革苏松常镇所属各将领部下诸色把总等官三十九员。[5]（卷122）四月，裁革福建林燉驿官。裁革湖广新店把总。[5]（卷123）拒绝不适当的裁革建议的有：九年十二月，拒绝户科给事中叶时新关于罢浙中募兵并裁有关总兵、参将等官职的建议，理由是：当时“浙兵缺额过半，益以募兵，尚不满旧，海寇叵测，防御当周，理难遽罢。定海总兵及嘉湖参将俱不可裁”。所可裁者，仅“总兵标下官兵四百八十余名”，以及“定海、海宁把总各一员”。[5]（卷119）十年五月，拒绝福建巡抚劳堪关于裁革设于上杭河头坪的汀州府捕盗抚民通判的建议，理由是：“河头坪路通两广山峒，素为盗薮”，数年前经“两省抚臣会题”而“设城加兵，专官坐镇”，此官“事关地方”安危。[5]（卷124）其增设官职的事例有：九年十月，设宜善巡检司于广东连山县。[5]（卷117）十年三月，添设宁夏镇城广裕库库官一员。[5]（卷122）通过调整而提高所设官职级别的有：十年正月，由于“陕西监苑官职专蕃牧，关系边方马政，而圉长秩卑，不能控驭”，决定裁革开城、广宁、黑水、安定、清平、万安、武安七苑圉长，改七苑为七监，每监设监正一员。圉长官秩为从九品，监正为正九品。经过这次调整，该处设官品秩皆升一级。[5]（卷12）[8]（卷75，《职官》四）万历九年十月至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大力推行裁革冗官活动的特点，反映出这一活动已进入收尾时期，其任务已大体完成。从历史现象讲，张居正去世于万历十年六月，其所推行的大力裁革冗官的活动是因之至此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