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冗官之恢复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去世后，切切实实掌握了朝中大权的万历皇帝与他新提拔起来的新贵将张居正执政期间所推行的许多举措予以废弃，于是张居正所推行的裁革冗官的方针随之被抛弃，不仅如此，张居正执政期间所裁革的冗官，也被一一重新恢复起来。
    万历十年七月辛酉，张居正的尸骨未寒，“复设山东济南府、东昌府各管马通判”。[5]（卷126）万历十一年正月，又照旧恢复太仓总督、京营协理二部臣和顺天、郧阳二巡抚。[9]（上册151页，万历十一年正月记事）闰二月丁丑，“复南京兵部右侍郎”。闰二月辛巳，吏科给事中袁国臣条陈四事，其一为“内外官裁革数多，宜酌量议复。”吏部回覆如议。[6]（卷134）如果说在这个条陈奏上之前所发生的恢复被裁冗官的事件，尚属间或发生的个案的话，那么，这个条陈奏上之后，恢复被裁冗官则被当作一个方针确定下来，从此为恢复被裁冗官大开方便之门，这一复旧活动遂渐入高潮，进一步发展起来。其复旧事例主要有：
    万历十一年三月丁酉，“复设南京各部右侍郎一员，并南京太常寺少卿、怀隆兵备道。”[5]（卷135）七月乙酉，命户部浙江司、江西司、福建司、山东司、山西司、河南司、四川司、陕西司、云南司、贵州司，礼部仪制司、祠祭司、主客司，兵部武选司、职方司，各复设主事一员，车驾司添设主事一员，刑部浙江司、江西司、广东司、广西司、河南司、山西司、四川司、云南司、贵州司，各复设主事一员，工部营缮司复设重城员外郎一员，屯田司复设台基厂主事一员，通政司复设右通政一员，大理寺左寺复设左评事一员，太常寺复设博士一员、典籍一员、协律郎一员、赞礼郎三员、司乐七员，顺天府复设管军匠通判一员，光禄寺复设典簿一员、大官署署丞一员、监事一员，太仆寺复设西路少卿一员、寺丞一员，尚宝司复设司丞一员，上林苑监蕃育署、良牧署各复设录事一员，户科、兵科、刑科复设给事中各二员，礼科复设给事中一员，行人司复设右司副一员、行人五员，中书科复设中书舍人二员，詹事府复设录事一员；其各衙门原裁革归并事务，令照依原分职掌管理。七月丙戌，复设南京户部湖广司、江西司员外郎各一员，户部山西司、云南司及礼部仪制司、祠祭司、刑部浙江司、湖广司、广西司主事各一员，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一员，虞衡司主事一员，通政使司右参议一员，大理寺右寺丞一员、左寺左评事及右寺右评事各一员，太常寺赞礼郎一员、山川坛祠祭署奉祀一员，鸿胪寺鸣赞一员、序班三员，应天府管马通判一员。己丑，复设山东督粮道左参政一员、兖州府管马兼捕务通判一员；复设山西布政司粮屯道右参政一员、太原府监收同知一员，代州监收同知一员，绛州管粮判官一员，沁州巡捕判官一员。[6]（卷139）八月辛亥，复设福建布政司督粮右参政一员；复设山西按察司大同兵备副使一员，驻札左卫，仍管北西中威远三路城堡，整饬边备。[5]（卷140）九月癸未，复设陕西布政司督粮道左参政，平凉府监收雄赡仓通判，同州判官，富平县、郃阳县县丞，盩厔县、澄城县主簿，华亭县马铺岭巡检司巡检，各一员。甲午，复设南京中、左二府佥书。癸卯，复设淮安府管河同知一员。丁未，复设宁夏镇屯田都司一员。[5]（卷141）十月甲子，复设顺天府宛平县、大兴县各县丞一员，通州本州递运所、三河关递运所、蓟州南关递运所、玉田县蓝田递运所、丰润县东关递运所各大使一员，保定清苑县管粮主簿一员。复设凤阳府知事一员、简校一员，寿州仓副使一员，徐州永成库大使一员，霍山县巡检一员。又复设凤阳府太和县倪丘集已革巡检司于洪山庙，改名洪山巡检司，置巡检一员，于庐州府焦湖已革河泊所复焦湖巡检司，置巡检一员。[5]（卷142）十一月乙巳，复设湖广郧阳府房县县丞、上津县主簿、本府大丰仓副使、郧县郧阳水驿驿丞、襄阳府知事、均州均阳水驿驿丞、河南南阳府内乡县县丞，各一员。同月戊申，复设大同威远参将。[5]（卷143）十二月丙辰，复设云南临元参将一员。[5]（卷144）十二年正月己丑，复设湖广总兵官。[2]（卷72）五月己卯，复设湖广按察司屯盐道副使、京山县县丞、祁阳县主簿、归阳驿驿丞、应城县崎山镇巡检、衡州府永丰仓副使、辽东铁岭卫训导，各一员。[5]（卷149）六月丁未，复广东粮储参议及广州府清军同知。[5]（卷150）九月甲戌，复任命浙江布政司都事、都司副断事、温州府盐捕通判、遂安及龙泉各县丞、许村盐课司副使。[6]（卷153）十一月乙酉，复设云南布政使司督粮盐法道。[5]（卷155）十三年七月戊子，复四川建武兵备佥事。[5]（卷163）八月庚申，复城堡同知二员，一驻榆林镇，一驻靖边营。[5]（卷164）十月癸酉，复旧州地方守备。[5]（卷167）十二月辛巳，复蓟镇遵化辎重营及其将领等官。[5]（卷169）以上恢复张居正掌权期间所裁冗官的活动，至万历十四年由于万历帝的叫停而停止下来，以下两例即反映了这种历史事实：万历十四年四月甲申，四川抚按官奏请恢复所裁布政司督粮道、按察司驿传盐茶水利道等官，万历帝不予批准，仅令有职位而无人在任者“上紧推补，已补未到者严限督催到任。”[5]（卷173）六月庚辰，云南道御史毛在条陈贵州四事，其一为“督粮道裁减之当复”，吏部议覆同意，而万历帝却批示：“督粮道既裁革，不必复设。”[5]（卷179）由于万历帝的叫停，张居正大力推行的裁革冗官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没有完全付之东流，而是得以部分保存了下来。但可惜的是保存下来的部分并不太多，从总体上讲，不能不说张居正大力推行的裁革冗官活动，最终是失败了。
    七、失败的原因裁革冗官，从来都有利于社会，因为省官即可省俸及其他有关开支，对于减轻社会负担、安定社会、稳固政权，能产生直接的效益。张居正裁革冗官活动自不例外，史料对此有许多明确的记载。如：万历九年六月乙未，南京兵部尚书潘季驯报告，南京各衙门节次裁革官员，直堂银应减二千二十五两，宜行各省直，审极冲疲州县免编。这个报告得到朝廷的批准。[5]（卷113）十二月壬辰，兵部报告，裁过大小文武京职一百六十五员，应减柴薪、直堂五百八十九名，岁省银六千九百七十四两，建议行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直，照例免派，此报告所提建议得到朝廷的批准。[5]（卷119）然而张居正大力推行的裁革冗官这一有利于社会的活动，总体上最终是失败了。其原因何在？
    张居正死后朝廷政局的变化应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张居正死后，朝中大权落入了已长大成人的万历皇帝手中，而这时的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这位多年来对之严厉管束、对其尊严多有冒犯的恩师早已厌而嗛之，于是他听信张居正执政时期所得罪的官僚们的言辞，罢黜原与张居正关系密切之人，重用不喜欢和反对张居正的官僚，从而使朝廷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朝廷政局的变化，导致张居正形象的变化，原来被认为是朝廷须臾不可离开的“太师张太岳先生”，现在则变成被认为是“宝藏逾天府”、与大宦官冯保“交结恣横”的祸害朝廷的权臣。[8]（卷213，《张居正传》）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执政时期所采取的举措，很自然要被从批评否定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由此看来，这时张居正所大力推行的裁革冗官活动遭到否定，实是势之必然。
    除了政局的变化外，张居正大力推行裁革冗官活动的失败，起码还有两个原因也是不应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