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他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同时，还是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张謇致力教育30年，办学之多、种类之广、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我国教育史上均属罕见。他丰富的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活动，颇具时代特色，直接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对我们今天发展现代化教育和培养社会需用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立志教育救国，热心近代教育
    张謇热心教育事业是在甲午战后，这出自他强烈的爱国之心。1894年，他考中清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本可沿着仕官之路走下去，成为安富尊荣的封建官僚。可是当他外觇大势，内审国情，面对中国甲午战败，国势日蹙，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赤子般的爱国之心使他意识到，中国之所以国势日颓并安于积弱乃是教育落后，“民智未开，公理不明之故”。“必须让它（中国）有知觉痛痒才行，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教育没有其他办法。”[①]他把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指出：“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骎骎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②]由此得出结论：“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足，知识之本，基于教育。”[③]认定“今求国强，当先教育”[④]，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兴学、办教育、开民智、明公理入手。他深感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已刻不容缓。决心以教育救国，以教育强国。从此他多方奔走，呼号发展教育之重要，大声疾呼：“国存救亡，舍教育无由。”[⑤]强调教育是立国自强之本，他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⑥]
    对封建科举制度的痛恨，是张謇勇于改革旧教育制度，致力发展近代化教育的原动力。他曾“以读书励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⑦]。参加过乡试6次，会试5次，殿试1次，从小考到大魁，共经过县、州、院试、岁科试、优行试、考到、录科等试。直到四十二岁才金榜题名。然而，翘首久聁高中后，虽身居宿僚之列，却仍需蹲伏大暴雨中，接驾西太后的轿子悠然而过。接着父亲病危，及至匆忙赶回家，父子已生死永别。他痛心疾首说：“一等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思之泣不可仰。”[⑧]他痛感科举制度摧残人才，腐朽至极，“遂一意断仕进”[⑨]，由此萌发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思想，并开始致力于创办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实践。
    二、规划出发展中国近代化教育的蓝图
    张謇是一位思想开放、富于战略眼光的教育家。他意识到办教育“既须顺适应世界大势之潮，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纳方”[⑩]。力主参考“仿效东西各邦”学制，“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来发展中国的教育。张謇的许多教育主张，都是在认真考察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经验要择其合我国情、利我之用者学之，学其实质而不照搬形式，求其效用而不追求宏美。反对不加选择地盲目照搬。他说：“试看各国教育，各有其特殊情状。他们的风俗也是不同的。……试把三国（英、法、美）的教育方法移到中国来，这好象是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哪里可以呢？”（11）他主张应“当酌准地方情形，弃瑕录瑜”，决不可教条搬用。否则“悴力劳神，以造成许多罪恶，殊不为取”（12）。张謇最崇尚日本的教育，认为中日两国，地相近，习相似。他曾东渡日本，进行过70多天的考察，参观了35处教育机关。从学校制度、办学方式、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到学校设备、教室大小，甚至窗户面积等，一一加以注意。认真考察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一些办学经验。通过这次考察，也更提高了他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感到当今世界的竞争，乃是学问、才能的竞争，教育的竞争。他说：“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13）因而他更加重视和投身教育事业，不论提什么建议，都把兴学放在重要位置上。他在《规复海军奏疏》中，提出振兴海军“根本之图，教育为亟”；在《徐州应建行省议》中，明确指出“兴学为要中之尤要”（14）；在所写《变法平议》一文呈礼部的“八事”中，把“普兴学校”列为第一要事。建议清政府实行“新政”，要从“普兴学校，酌变科举”做起，并具体提出了兴学的次第、步骤和方法（15）。指出办学次序应按“各府州县小学、中学循序而至高等学堂、大学堂之序也。”各府州县警察法理农业工艺学堂、高等商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应分立。“高等师范、音乐学堂、盲哑学堂。”可稍缓立。（16）张謇这些教育设想，有着由低而高，由地方而中央，由普通教育到实业、职业教育，渐次发展的特点，并有兼筹师资的优点，体现了抓住重点，进行全面施教的教育思想。这套方案是张謇后来实践近代化教育活动的蓝图。
    三、建立起较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系
    张謇熟谙教育，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内在关系有个完整的看法。他说：“师范应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17）他把整个教育事业看作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江河，小学是其“源”，中学是其“流”，各专门学校是由“源”、“流”派生出来的“支流”，到了大学，则如百川会归，是各种知识的总汇合处。他的办学程序是：先师范，后小学，再专门，然后逐步升级，直到大学和大学本科。
    办学离不开教师。张謇多次说过：“兴学之本，惟有师范”，“教不可无师”。（18）他称“师范为教育之母”（19），具有“启塞”、疏流、承接教育内部联系纽带作用。他首提倡师范教育，亲自设计学校建筑图样、择校址、拟章程……1902年，他自筹资金创办起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立师范学校的起点。据说该校除本省本县外，全国21个省中有13个省的青年来这里学习。张謇首开办师范教育之先，影响波及全国，很快京、津、冀、湘、闽等地都出现师范学校。为适应培养各门类和各级程度人才的需要，张謇不断扩展师范学校的类型和数量，相继办起了多类型的师范学校；有男师和女师；普通师范、专科师范和特殊师范；幼师、中师、高师、在通州师范内，设有四年制本科，一年制讲习班和二年制简易班。他不仅重视提高这些学校的质量，而且还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