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不但是清华学派的领军人物，更是现代中国史学的巨擘。在19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潮中，陈寅恪成为新的学术偶像，陈氏的一些代表性言论也由此在学术界广为传诵。如论知识分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文化问题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几乎成为时下学人的口头禅和流行语。近来，在学术史方面，陈寅恪的“预流”说，又被视为权威论断，当作评估学术进退的重要尺度。不过，学界在传播引用“预流”说之际，对其立说的背景、内涵及得失尚缺少详密的考究，也就是说，在还没有相对全面认识的情况下，人们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将之奉为金科玉律了。这不免潜伏下盲信滥用的风险，对今日的学术建设也可能造成误导。本文试图稍稍弥补这一缺憾，在20世纪学术史的脉络中对陈寅恪的“预流”说作一初步的辨析和检讨。
    西方汉学与“预流”说的形成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① 此即陈氏关于“预流”说的表述。这段话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世界学术潮流的认识，即“预流”说的标尺；二是敦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为“预流”之学。第一层次为“预流”说的基本前提，第二层次是由此得出的一个具体判断。可见，其关键在于前者，新材料与新问题是新潮流的核心要件。
    陈寅恪的这一“预流”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由其个人学术经历以及当时整个的学术语境和学术风气孕育生发而来。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西方汉学的影响，“预流”说正是在西方汉学的直接诱导下形成的。陈氏所谓“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云者，实际上源自他对西方汉学的观感。“预流”说以默认西方汉学的先进性为前提。
    陈寅恪“受西洋东方学、汉学以及广义的语言文字学影响甚深。和清代考据学相比，这个传统的特色在于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东方的古文字，同时也重视亚洲各地域语言文化的比较”。② 陈氏在留德期间已与西方汉学结缘，受到西方汉学的基本方法--语文考证学的浸润熏陶。正如后来世人所津津乐道的，陈寅恪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阅读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日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1923年他已意识到：“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③ 1927-1932年间，他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基本上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西方汉学家的看家本领语文考据法成为陈氏擅用的长技。在执教清华之前，陈寅恪已大量购置“西人所著汉学及东方学书籍杂志”。④ 他回国后任教清华之初，“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⑤ 他所在的清华研究院要求教授讲师必备的三种资格之一就是“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⑥ 陈氏强调：“今日治学，当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门造车之比。”⑦
    陈寅恪还与西方汉学家多有交流。他与以敦煌文书起家的国际汉学家伯希和建立了学术联系。陈寅恪初谒伯希和应在1913年或1914年，也可能为1920年代留学德国之时。⑧ 1932年和1935年伯希和两度来华，陈寅恪都与之晤谈。⑨ 伯希和于1938年推荐陈寅恪就聘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职，并说：“陈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从事他的研究，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⑩ 可惜后来一再延迟而未果。这种学术交流更加重了陈氏之学的汉学色彩。可以说，这一时期陈寅恪的读书治学，基本上是步西方汉学之后尘。
    陈氏的立场态度与当时国内视西方汉学为楷模的风气相一致。学界先后不约而同地推崇和鼓吹西方汉学。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坦言：“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由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更与国外汉学密切相关。193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明确指出：“近数十年来，各国多有所谓Sinologist者，用其新眼光来研究我国的学问，贡献甚大。日本以文字、历史、地理的关系，其所谓‘支那学’的成绩，最近二三十年，尤多可观。老实说，近年来提倡国故整理，多少是受了这种Sinologist或‘支那学’的刺激而发的。”（11） 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史之学产生了强烈的示范作用，学者普遍以师法西方汉学作为建设发达中国学术之津梁。不难发现，这里隐含一个预设，即西方汉学代表世界学术的先进潮流，而陈寅恪的“预流”说将这一共识明晰地表达出来了。在这种氛围中，陈寅恪将寄身于西方汉学的敦煌学奉为国际学术的新潮流，实不足为怪。
    诞生于20世纪初的敦煌学或敦煌研究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之所以具有世界性，根源在于敦煌宝藏发现后，其文献和文物流散世界各地，大批收集品集中于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西方学者得以先行研究发表。敦煌学肇始于域外，在其草创发轫阶段，以西方国家为大本营，以西方汉学家为先锋和主力。其中，法国汉学家起步最早，且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以沙畹、伯希和、马伯乐为代表。1909年，因为伯希和在敦煌所获宝藏，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特别设立“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敦煌学初兴之际，国外汉学家用心之专、用力之勤、成果之丰，足令国内学者汗颜。难怪陈寅恪说：“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12） 1930年代以前，敦煌学的中心在欧洲、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