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见傅杰编：《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07-211页。
    （17） 姚名达：《友座私语（二则）》，见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217页。
    （18） 牟润孙：《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见杜维运、黄进兴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2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6年，第1130页。
    （19） 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0） 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30页。
    （21）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79页。
    （22） 《殷虚文字类编序》，《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195页。
    （23） 傅斯年：《史料论略》，第25页。
    （24）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2页。
    （25） 严耕望：《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2、23页。
    （26） 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27） 参见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8-171页。
    （28）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2年3月。
    （29） 齐震：《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商榷》，《文史》第1卷第2期，1934年6月。
    （30） 梁园东：《中国社会各阶段的讨论》，《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8月。
    （31） 刘兴唐：《疑古与释古的申说》，《食货》第3卷第5期，1936年2月。
    （32）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50、63、79页。
    （33） 张忠培：《立学高风世馨香--再读〈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见《吕振羽和中国历史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
    （34） 参见傅芸子：《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中央亚细亚》第2卷第4期，1943年10月。
    （35） 葛兆光：《预流、立场与方法--追寻文史研究的新视野》，《复旦学报》2007年第2期。
    （36）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第150-151页。
    （37） 《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91页。
    （38） 李伯重认为，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与此相对照，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参见李伯重：《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但是，就广义的“清华学派”而言，清华国学院与历史系、梁与王陈之间其实存在不小的差异，不宜将他们一概归入“国际前沿”，而应作更细致的区分。
    （39） 参见王学典：《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40） 陈寅恪：《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46页。
    （41） 以上引文见余英时：《陈寅恪史学三变》，《中国文化》第15、16期，1997年。
    （42）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