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新理论对史学的推动和拓展作用非同一般。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例。论战不依赖稀奇罕见的新材料，而主要得力于新问题的导引。论战围绕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三个核心议题而展开：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三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26） 在这些问题的牵引下，论战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动上，重点勘探历史的大关节、大波澜、大转折，像春秋战国时代、魏晋时代、明清时代等变化剧烈的时代，从而扩张了历史研究的规模和境界。也正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派生出的新问题，催生和塑造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甚至当问题本身存在问题时，依然能够起到拉动学术增长的作用。最典型的莫过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五朵金花”问题讨论，这些问题已被许多学者视为“假问题”，其学术功绩却不可抹煞。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性质可能都是地道的、标准的“假问题”，但它们结出了无数的学术硕果。（27）
    同时，新问题的提出扩充了史料的范围，使众多以往人们视而不见的材料被重新认识，成为次生的新材料。譬如，旧史中不乏经济方面的记述，但由于以前人们对经济问题缺乏关注，这些材料也就湮没无闻。正是由于一系列经济史问题的拉动，这些材料才重见天日。聚集在《食货》半月刊周围的一批学者搜集、运用经济史资料开展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由此可见新问题所产生的促进之功。
    问题视野的转换还影响着学者处理材料的态度。以记载古代神话传说的材料来说，“疑古”派或“古史辨”派意在探究古人历史观念的演变问题，并不把传说材料当作客观历史的载体来对待。而唯物史观学者的问题与之不同，他们关心史前史或上古史的真面目，注意其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从而努力从传说材料中发掘史实，试图重建古史真相。王宜昌明确指出，文学记载和神话传说也可以成为历史材料，“我们不能利用后来增造的记载传说”，但却“可从科学方法去吸取种种的记载和传说，加以理论的说明，寻出它们在当时的实在形态，和以后的增改形态的不同”。（28） 齐震也提出：“由传说的演变著作家的改写中也正映着一套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中反映的种种形态仍旧联系到其基础的结构--经济结构--上去。”（29） 梁园东就主张从伪书中寻找历史材料。（30） 刘兴唐也说：历史家的任务，“是要脱去古史上一切的神秘外衣，他并不是见到伪史料，便一脚踢开”，而是“把历史上早早晚晚的神话传说，都当作可贵的史料看待”。（31）
    吕振羽对传说材料的运用更为典型。他认为，“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我们虽不敢完全确定，但它们反映历史上一定时代的实际，是我们敢于确定的”。吕振羽从历来被视为怪诞神异之书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从那些人兽不分的神怪身上，发现了“人类从兽类蜕化出来的形迹”，从西王母、女子国的传说中，推寻出母系氏族社会的状况，化腐朽为神奇。（32） 吕振羽使传说材料与地下遗物相配合，揭示出上古神话背后隐藏着的人间世界。吕振羽的研究“赋予神话传说以新的生命”，“几乎吸尽了神话传说可能释出的一切信息”。（33） “疑古”派的“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使大量材料几乎变为废物，而以理论见长的唯物史观派对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却点石成金、变废为宝，使这些材料重获新生，进而也开辟了一条历史研究的新途径。
    所以，“预流”说虽指示了学术演进的某种法则或通例，但在史学发展中新旧史料、问题与史料的关系上，却也不免片面和失察之处。
    不但“预流”说的一般性论断存在偏颇，其具体结论敦煌学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恐也难以成立。不可否认，敦煌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门新学问，蔚为一时之显学，并且在中外学者的联合努力下取得了可观的成就。（34） 然而，确切地说，敦煌学只是欧洲传统汉学领域中一个热门，并且充当了“中国学术国际化第二波”的主力，（35） 若就整个世界汉学的发展趋势而言，它并不能代表当时学术的新潮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汉学格局正在悄然转变，传统欧洲汉学的研究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其主流地位逐渐动摇。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一个以葛兰言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与正统的语文考据派分庭抗礼。更值得注意的是，代欧洲汉学而兴的美国中国学正处在上升期。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使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如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方法，研究内容也从以前的古典文献和古代历史为主，转为以当代中国问题和中国近代史为主。当时的美国中国学“凭借雄厚，朝气弥漫，骎骎乎有凌驾欧人之势”，（36） 不久即后来居上。二战以后，原本执学界牛耳的、重视考古和文献考证的传统汉学最终让位于趋向社会科学路线的美国中国学研究。
    陈寅恪对西方学术的认识恰好慢了半拍。陈氏自1919年起购置和阅读剑桥史，（37） 而剑桥史系列是西方传统史学的集大成之作，正是新潮流所要挑战的目标。既然传统欧洲汉学已成明日黄花，作为其重要分支的敦煌学也只能是落日余晖，远离“国际前沿”，（38） 与旧潮流同调，而与新趋势无缘。（39） 直到1944年，陈寅恪对敦煌学的认识还基本未变。当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归来后举办展览时，陈寅恪为之著文曰：“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40） 这表明，在对敦煌学地位的认知上，陈寅恪不免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