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预流”说的超越
    1920年代的陈寅恪大致处在追步西方汉学的阶段，其学术研究基本实践了“预流”说，主要工作是以“殊族之文”治“塞外之史”。他充分发挥熟悉多种语言文字的优势，以语言比较之法考证佛教史及西北边疆史，实际上是利用了别人无法利用的新材料而卓然有所建树的。正如余英时所言，陈寅恪这一阶段的研究“几无一不是根据新发现的断简残篇阐幽发微而成”。然而，世界汉学、东方学领域毕竟以西方学者为主流和正宗，中国学者虽苦心孤诣，力争上游，却终难全面居于领先地位。“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口号虽有鼓动性和号召力，但要真正实现却非朝夕之功。东方学、汉学是西方学者的阵地，中国学者可能还要长时期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学者。身为中国史学领军人物的陈寅恪当然不会甘为人后，做西方汉学之亚流。到1930年代中后期，陈氏之学发生了明显转向，“从东方学的立场回到史学的立场”。（41） 自1940年代开始，陈寅恪已很少涉足西北史地之学，教授重点也发生明显转移，已超越了东方学或汉学阶段。1942年3月，他在一篇序文中提到：“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42） 同年11月他再次表示：“于塞外之史，殊族之文，久不敢有所论述。”（43） 这样，在追步西方汉学的情境下形成的、以史料为本位的“预流”说，自然也就不能继续范围和左右陈氏之学了。
    一些学者习惯于将陈寅恪视为史料派。（44） 陈氏一生治学不改其对材料的重视。他选择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以材料遗存状况为首要考虑。在东方学阶段，他致力于宗教史，即缘于此方面各种文本的典籍史料异常丰富而利用不足。1930年代后陈氏转向中古史，也是从材料角度出发：“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45） 1940年代他仍坚持治史以中古史为先：“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遂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于无所措手足。”（46） 可见史料的确在陈氏之学中居于基础地位。
    不过，陈氏史学本来具有重史料和重史识两面。他并非只见史料而目空其余。1927年，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时，他以为“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断言“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47） 此论重点虽在各种史料的对勘互证，但也给予“外来之观念”以地位，并非单一的唯史料论。这显示出他对学术的认识已经比较全面而完整。陈氏还认为材料与解释缺一不可。他曾说：“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48）
    陈寅恪对中国传统的汉学、宋学的态度也透露出他并非止步于史料工作。在推崇求实考据的汉学精神的同时，他更服膺注重义理的“宋学”精神。陈氏对宋儒的史学评价颇高。他认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并认为清代史学的不足之处是以经学的方法治史，“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所以“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49） 陈寅恪不仅上承乾嘉汉学，注重史料的完备和考据的严密，还主张通过对历史现象的考据而“推测其渊源之所从出及其成立之所以然”。（50） 熔铸汉宋才是陈寅恪追求的理想境界。
    陈氏本人的学术研究也的确兼具史料与史识。正如胡适所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51） 其隋唐史研究对种族、门第、文化问题的洞见久为学界所激赏和叹服。这些研究的特点是利用常见史料洞幽发微，而不是依靠新材料出奇制胜。在陈寅恪那里，考证与诠释的地位是平等的。德国学者施耐德曾对陈氏的代表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解释性术语与经验性术语的比例为213：273，考证、经验领域的术语的比重只是略占上风，二者大体平衡。（52）
    陈寅恪弟子翁同文认为：“寅恪师史学之所以精深，在对隐曲性史料的发掘与阐发，开拓史学园地。盖史料向来有直笔、曲笔、隐笔之别，一般史家率多直笔史料的述证，限于搜集、排比、综合，虽能以量多见长，以著作等身自负，但因昧于史料的隐曲面，其实只见其表，未见其里。有时难免隔靴搔痒之讥。惟寅恪师于人所常见之史料中，发觉其隐曲面……遂使人对常见的史料，发生化臭腐为神奇之感，不仅提供新史料，亦且指点新方法，实为难能罕有之事。”（53） 后来严耕望也指出，陈寅恪治史的特色是“辩证”，“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示所理解的新结论”。（54） 妙用常见史料，凭借历史见识而推陈出新，正是陈氏高人一筹之处。
    显而易见，“预流”说只不过反映陈寅恪重史料的一面而已，陈氏本人也没有以“预流”说自限。随着陈氏之学的日益成熟，原来居于史料之次的“问题”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陈寅恪对如何运用新旧材料关系的阐述也颇为到位，非喜新厌旧者可比。1935年他讲授“晋至唐史”时，一开始就针对时弊有感而发：“历史的新材料，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铜器等，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书、日本藏器之类。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旧材料而予以新解释，很危险。如作史论的专门翻案，往往牵强附会，要戒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书很熟，中古以下必须史熟。”（55） 1942年陈寅恪在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序时重申此义：“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断，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不误者。”（56） 在他看来，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是利用“少数脱离之片断”的前提和基础，新旧材料必须互补才能真正发挥效力。这比“预流”说只重新材料更上层楼。
    陈氏的这一认识在其隋唐史两书中有鲜明的体现。据统计，两书引用的资料主要是传统正史，占引文的73％。（57） 这表明，他撰述两书的主要凭借是常见材料、旧材料，独门、罕见的新材料不是决定作品质量和水准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