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学者也注意到以史料为中心的“预流”说对学术界的影响，并有所反思和校正。1936年，贺昌群在《历史学的新途径》一文中说：“我想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在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的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别。”（58） 贺昌群意识到“预流”说的偏颇，提出学术思考上的入流，从而扩充了“预流”说的内涵。
    1947年钱穆对陈寅恪的“预流”说也有微词。他观察到，“材料之重视”是当时的风尚，--“必有新材料而后有新学问”，“徒求材料之新，以为学术唯一资地”。但他认为新材料当与时代相关，“夫为学人之新材料者，莫过于其当身之时代。时代变，斯需要变；需要变，而学人之心思目光，宜亦随而无不变。故能深入时代之渊海，则其周身所遭遇之材料，无一非新。否则昧乎时代之变，而徒求材料之新，岂不亦浅之乎其所谓新哉！”相比之下，他更注重“能从旧材料发新光辉”。（59） 钱穆晚年又指出，崇拜新材料的流弊是“一意于材料中找罅缝，寻破绽，觅间隙，一若凡书尽不足信，苟遇可信，即是不值学问处，即是无可再下工夫处”。他明确反对“专觅人间未见书，此所谓未发现之新材料；因谓必有该材料，始有新学问”。（60） 钱穆的这一指责的确击中了“预流”说的要害。
    不过，陈寅恪“在史中求史识”的主张和做法，表明他本人已经自动完成了这种更新和升级，已经跳脱原有“预流”说的牵绊。陈寅恪能够敏锐捕捉到学术潮流的动向所在，开风气之先，而最终又能够不为时流所裹挟和吞没，及时抽身而出另辟蹊径，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境界，“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或许就是一代宗师的超凡之处吧。
    既然1930年代以后陈寅恪已不拘泥于其“预流”说，今日学者似乎也没有必要对其过分执着。当然，我们丝毫不否认“预流”说包含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启迪作用。但“预流”说过度强调新材料的弊端又是显而易见的。这可能诱使学者向材料本位回归，而忽视原创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从而导致思维能力的萎缩和退化。再者，一味追求新材料，容易忽视旧材料的解读，使新旧材料难以贯通，从而大大降低新材料的利用效率，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毕竟，陈寅恪的“预流”说的形成有其特定的语境，后人在从中获益的同时，对其中不合时宜的成分也应当予以剔除。惟其如此，才能将学术发展引入健康之途，实现融入世界学术潮流的宏愿。
    注释：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② 陈弱水：《一九四九年前的陈寅恪》，见《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105页。
    ③ 陈寅恪：《与妹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1页。
    ④ 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4页。
    ⑤ 陈寅恪在清华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即在介绍当时欧洲的汉学，因而陈寅恪史学也自有其西方汉学家影响的踪迹。参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0-51页。
    ⑥ 吴宓：《清华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
    ⑦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8页。
    ⑧ 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2-55页。
    ⑨ 王川：《陈寅恪与伯希和的学术交往述论》，《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⑩ 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53页。参见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21年9月订）》，北大档案，全宗号：1/案卷号：274。
    （12）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
    （13）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237页。
    （14） 傅斯年：《史料论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0页。1926-1930年，陈寅恪本人的史学研究即“以中外文化交通为大宗”。陈弱水：《一九四九年前的陈寅恪》，见《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09页。
    （15）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