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清朝不仅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今天无论汉族,还是众多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看起来这似乎无需论证,其实,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体认,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开国时期的国家概念 明代的中国,主要依托中原农耕地区的明朝,隔九边与蒙古族所建立的北元及尔后的鞑靼、瓦剌以敌国长期对峙。迨明朝末造,东北边陲建州女真崛起。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定鼎燕京,大约60年间,见于文献记载的满洲使用的国号有“女直国”、“建州国”、“后金国”、“大金国”和“大清国”。(注: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满洲源流”载,清皇室始祖布库里雍顺“其国定号满洲”,“南朝误名建州”。这是清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撰稿者的杜撰。清开国时期从未使用“满洲国”一称。据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8页。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版。) 万历二十四年(1596)努尔哈赤致朝鲜方面的回帖中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注:《建州纪程图记》第22页。辽宁大学《清初史料丛刊》1979年版。) 这是努尔哈赤使用“女直国”国名的最早记载。“女直”即女真,因辽兴宗讳宗真,故改称女真为女直。 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两年后致辽抚赵楫、总兵李成梁的呈文中说:“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注:转引自黄彰健《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一文(台湾文海出版社《清史论丛》第一辑)。)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三月努尔哈赤又致书朝鲜国王:“建州等处地方夷王佟呈,为夷情事。朝鲜国王知道,有天朝、你朝鲜、我达子三国”。(注:转引自黄彰健《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一文(台湾文海出版社《清史论丛》第一辑)。) “建州国”之称一直沿用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与明朝彻底决裂,才由“后金国”取代。(注:苕上愚公:《东夷考略·建州》万历四十六年四月,“闰四月,奴儿哈赤归汉人张儒绅等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据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0页。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版。) 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书信中首揭后金国号(注:据《东夷考略·建州》,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役后,朝鲜“咨报奴酋移书声吓,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斥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意甚恣”,《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74页。),直到明崇祯九年、金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金国作为国号近20年。 “女直国”(建州卫)、“建州国”表示努尔哈赤对女真及建州女真的民族认同,国名反映建州女真模糊的国家概念:“后金国”、“大金国”则表明即将完成及已经完成统一的女真各部对共同国家的认同,这个共同国家名称之所以取名为“后金”和“大金”,则在于向外间彰显继承的是历史上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国的统绪;皇太极改“金”为“清”,从国家认同来解释,是因为当时金国治下的臣民虽以满洲为主体,但同时已融入数量众多的蒙古人、汉人以至朝鲜人等,金国的国名既涵盖不了满洲以外的民族,女真以外的其他民族也难于接受这一包含历史宿怨的国号。 满洲兴起时,对女真相邻各部以及与满洲或战或和的蒙古各部动辄也以国相称,如称所谓“九部联军”为“九国兵马”(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癸巳年九月。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5页。),称海西四部为“哈达国”“夜黑国”“兀喇国”“辉发国”(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辛卯年,癸巳年。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11、313、315页。),蒙古各部则称为“蒙古诸国”,蒙古察哈尔部则称为“察哈尔国”(注:《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崇德三年七月丁卯,谕西北蒙古喀尔喀部落查萨克图汗下使臣达尔汉囊苏喇嘛曰:“朕以兵讨有罪,以德抚无罪,惟行正义,故上天垂佑,将蒙古诸国悉以与朕,今蒙古国主察哈尔汗之子见在朕皆抚养。”中华书局1985年版。),等等。可见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并没有也不可能将“部落”与“国家”做现代意义上的严格区别,他们不过随着自身政治势力的迅速膨胀,认为自己有权利与汉人一样创建国家、更改国号。对满洲如此,对同样被明朝视为“夷虏”的其他女真各部和蒙古各部也是如此。 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清太宗皇太极在他们“建国”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明朝,他们心目中“中国”和“天下”的概念是什么? 在努尔哈赤羽翼未丰时,称明朝为“大明”“朝廷”“天朝”(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304页。),既公开称王称帝,立国建元,则称明朝为“明国”或干脆与明朝尔我相称,甚至称明朝为“南朝”(注:北京图书馆藏:《后金檄万历皇帝文》:“朕虽屡获天佑,志气未骄,在人上不敢分毫生事。公正之人,尔南朝偏护边外他国,要杀之,方昭告皇天而起兵,不想天怪南朝而佑我。”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5页。),俨然以“北朝”自居。他们虽然仍奉明朝为“中国”(注:《后金檄万历皇帝文》述及萨尔浒之战时说“南朝又说我何敢举兵抗拒,中国发兵四十万,四路齐进,意欲剪灭除根”,据《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第295页;《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己亥年我出师报哈达,天遂以哈达畀我,尔国乃庇护哈达,逼我释还其人民。及释还哈达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同书卷十八,天聪八年三月:“明国复无一言。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但认定“中国”并不是明朝皇帝,也不是汉族人可以永久垄断的。当努尔哈赤称“英明汗”,建元“天命”并改国号“后金”时,就表明他要缔造一个不奉明朝正朔、与大明平起平坐的国家;岂止于此,他还向往着有朝一日到北京、汴京、南京当皇帝的美好远景。(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注:《满文老档》天命七年四月十七日,金致书明军守将:“我汗公正,蒙天眷佑,其南京、北京、汴京,原非一人独据之地,乃诸申、汉人轮换居住之地也。”该书378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皇太极直接继承发扬了努尔哈赤的志向,他向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宣称与辽金元三国之主相等: 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注:《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崇德三年七月丁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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