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喀尔喀归附清朝同时，环青海湖而居住的青海蒙古也大体循着“漠南蒙古模式”纳入大清版图。（注：参见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典属清吏司》；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至四百十三；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五百三十四至卷五百四十九。）。西藏则在康熙末趁大败准噶尔军威，进军安藏，废除和硕特蒙古藏王制。乾隆《会典》记曰：“（康熙）六十年，封康济鼐、阿尔布巴为贝子，隆布鼐为公，总理其地”，乾隆十五年（1750）平定西藏郡王珠尔默特纳穆扎尔叛乱，随即设噶卜伦等官员“分辖藏务，受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管辖”，治藏体制初步确定下来。（注：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一四二，《理藩院·典属清吏司》。） 西藏之地，分卫藏、喀木、阿里，辖六十余城，“东至四川边境，西至大沙海，南至云南边境，北至青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典属清吏司》。）。在乾隆《一统志》中，西藏与内蒙古、察哈尔、喀尔喀、青海、西套厄鲁特等同列“新旧蒙古统部”（注：乾隆《大清一统志》卷四百十至四百十三。），在嘉庆《一统志》中，则与内蒙古、喀尔喀、阿拉善厄鲁特、青海厄鲁特、归化城土默特、牧场、察哈尔同列“蒙古统部”（注：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五百三十四至卷五百四十九。）。
    上述中国版图逐步拓展的历史过程，乾隆《会典》作了如下概述：
    国初蒙古北部喀尔喀三汗同时纳贡，厥后朔漠荡平，庇我宇下，与漠南诸部落等。承平以来，怀柔益远，北逾瀚海，西绝羌荒，青海厄鲁特、西藏、准噶尔之地咸入版图。其封爵、会盟、屯防、游牧诸政，事厥有专司。（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典属清吏司》。）
    清代大一统的显著特点是国家控驭版图之内边远地区能力切实得到加强，这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意义巨大而深远。正如雍正所言：“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到这时可以说，传统“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拓展到了“天下”的第一重空间--古代“四夷”居住的地域，昔日边远蛮荒之地，一律“画疆置吏，有如郡县”（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理藩院·柔远清吏司》。），用人行政，与内地行省无殊。清朝皇帝对中国的认识，从《会典》和《一统志》等最权威官书来看，乾隆中期以后的中国已不是古代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地区，也不是中原汉族地区的狭义的“中国”，在其明确的疆界内，既有汉族中原内地各行省，更包括广袤无垠的边远地区。狭义“中国”一词作为历史遗存虽然偶尔还挂在清朝皇帝的嘴边，但对外国人而言，中国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专有名称，与大清国、天朝、朝廷等的含义完全叠合在一起，（注：《清高宗实录》卷七八四，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上，谕旨称“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 只是用于不同场合，不复有任何区别。在大一统中国版图上生活繁衍的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等数十个民族、部族，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凝聚在一起，对大一统中国的国家认同同样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蕴蓄着，强化着。
    下面需要进一步探讨清朝皇帝“天下”一词含义的第二重空间，这关系到国家统一大业完成之后，他们所理解的中国疆界的最终界限，或者说，清朝皇帝使用中国一词的外延所在。